自首立功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997年《刑法》对自首和建功准则作了修订和弥补，最高人民法院亦公布了相应的司法解说，一些当地司法机关提出与之配套的法令定见，然后处理了部分法令适用问题。实践中，新状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笔者曾对若干详细适用问题作过一番讨论。但由于实务界对法令规则自首及建功的实质特征了解纷歧，对照相关法令规则，仍有许多适用中的疑难问题难以简略地按图索骥。笔者在此结合事例，持续研讨司法实务中对自首和建功准则详细适用问题的了解，以求教于诸位同仁。
问题之一、初次违法自动投案并照实供述构成自首后，在取保候审期间又违法，原自首是否仍可建立。
事例：2004年10月22日晚9时许,顾某伙同马某、盛某、戴某(均另处)在上海浦东上浦路201弄内,对上完学回家途中的商某殴伤,抢得价值人民币1051元的飞利浦630型移动电话一部和数元人民币后逃逸。
顾某在参加2004年10月22日晚的掠夺违法后,自动投案并照实供述，后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2004年11月15日14时30分许,顾某还在取保候审期间，与楼某在上海市商业会计学校门口处,由楼某成心与张某相撞，楼、顾将张某拉至邻近弄内，选用搜身、搜书包的办法,抢得价值人民币470元的迪比特2048型移动电话一部及现金若干。
2004年11月15日16时15分许,楼某、顾某在上海陆家浜路迎勋路处,见伊某胸前挂着一只MP3机,即上前将伊某拉至本市迎勋路75号门口,使用暴力抢走伊某的价值人民币420元的WeWa牌MP3机一只,遭到了伊某强烈抵挡。顾某掠夺得手后逃逸,楼某被伊某当场捉住。
法院断定承认顾某原自首依然建立。
初次违法自动投案并照实供述构成自首后，在取保候审期间又违法，原自首仍可建立。《刑法》第67条规则，违法今后自动投案，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的，是自首。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强调了自首的建立，有必要一起具有两重特性，一是自动投案;二是照实供述违法现实，至少是首要的现实，当然，上述两个特性中亦包含了“承受检查和裁判”的内容。而《刑法》第67条规则的自首，其内在已取消了“承受检查和裁判”作为自首建立的必要条件。有观念以为，自首后，在取保候审期间又违法，阐明行为人没有实在地认罪悔罪，没有承受审判的诚心，所以原自首情节天然损失，依法不该承认。笔者以为，上述观念值得商讨。由于：
一、自首只要求自动投案和照实供述首要的违法现实。如前所述，刑法规则的自首只要求自动到案，且照实供述，至少是首要现实，但并不要求承受司法机关的检查和裁判作为必要条件。如此，能够为国家追诉供给了必定的根据，由于照实供述，则为司法机关查清现实本相发明了条件。其间，天然就有行为人自首的自动性和司法机关追诉的经济性。需求特别指出的是，这儿所说的经济性是自首行为的客观外在体现，而不是自首的实质特征，能够节省司法本钱的并纷歧定是自首。那种以是否有“经济性”作为断定是否构成自首，实质含糊了自首中的“自动性和照实供述”的实质特征。自首的实质与自首的效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容混杂。咱们在承认行为人是否建立自首时，有必要一起坚持自首的自动性和照实供述两个条件及其内在，这是断定是否构成自首的底线，而不能在前述两个条件与1979年《刑法》规则的而现已废止的“承受检查和裁判”这一条件之间游离不定。
二、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法规则的对违法嫌疑人设置必定条件而暂不拘押的一种强制措施，除此之外不具有其他法令含义。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责令违法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确保人或许交纳确保金，确保被确保人不得脱离所寓居的市、县，在传讯的时分及时到案，不得阻碍侦办、申述、审判活动的一种强制措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1999年联合制定的《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则》对取保候审作了详细规则。在取保期间持续违法的，是违反刑诉法关于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则，即行革除后持续立案侦办，并依法与前罪一起追诉，其自身不具有其他法令含义，也并不能因而作为否定前罪照实供述的条件。好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建功详细使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第一条第二项中“犯稀有罪的违法嫌疑人仅照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违法的，只对照实供述部分违法的行为承认自首”的规则，供述部分罪过而隐秘其他罪过的，并不影响已自首部分的建立。该规则较好诠释了部分现实自首的内在，其法令精力可作为点评本案时作参阅。一起，前述自首和建功司法解说规则的数罪是能够了解为包含同种数罪的。司法实践中，关于犯数罪(含同种和不同种数罪)的违法嫌疑人，照实奉告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是指将自己施行的一个或数个独立构成违法行为中的首要现实或情节奉告清楚，这儿并不要求行为人将自己所犯数罪中的大多数违法奉告出来。咱们以为，《刑法》承认的自首准则，并不以违法嫌疑人实在认罪为条件，在此状况下行为人现已照实奉告了某一违法的首要现实，已契合自首的构成条件。[1]
三、同种数罪一般不施行并罚，但在特别状况下，为了到达罪刑相适应的意图，能够有约束地施行数罪并罚。刑法理论上，数罪可分为同种(同一罪名)数罪与不同种(不同罪名)数罪。同种数罪是指行为人以两个以上的成心或过错，施行了两个以上的行为，侵犯了一个相同的直接客体，触犯了刑法规则的一个相同的罪名，契合同一种违法构成要件的数罪。从刑法规则来看，发现新罪或漏罪，适用数罪并罚，应该没有贰言，但在断定宣告曾经的数罪施行并罚的，是否包含同种数罪，学界对此定见纷歧。咱们以为，司法实践中，同种数罪一般不施行并罚。由于，刑法分则大多数条文对犯同种数罪的，根据违法的现实、情节、成果和违法主体的不同，已规则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并可作为从重情节处分。但这并不等于说一概的不并罚，在特别状况下，若出于罪刑相适应的考虑，能够有约束的数罪并罚。[2]而本案就归于前述“特别状况”。人民法院对案子的断定是由合议庭作出的，在详细裁量时，可先对具有自首情节的一次掠夺现实从轻处分后，再与新犯的另两次掠夺现实并罚，这样就能够到达罪刑相适应的意图。
结合本案剖析，顾某在参加2004年10月22日晚的掠夺违法后,能自动投案并照实供述，契合自首建立的条件，被取保候审。顾在取保期间，又参加别人的掠夺违法，公安机关从头立案侦办，并对其先后采纳刑事拘留、拘捕等强制措施，但这并不影响顾某之前第一次参加掠夺后自动投案并照实供述而构成自首情节之建立。法院依法对该情节从轻处理，并与之后的掠夺现实一起处分是正确的。
问题之二、违法嫌疑人因形迹可疑被盘查后自动供述，一起滥竽充数成未成年，是否可建立自首。
事例：2005年3月1日13时许，程某在上海汶水路一路桥施工工棚处，将停放在该处价值人民币4520元的一辆永久牌燃气助动车窃走。当程推着该车至本商场南路时，被巡查民警发现并捕获。案发后，抄获的赃物已由公安机关发还失主。
另查：程某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查后，照实奉告没有把握的偷盗现实，但程某冒名程晓山及1987年9月13日出世等状况。
法院承认程某的行为仍构成自首。
违法嫌疑人因形迹可疑被盘查后自动供述，一起滥竽充数成未成年，仍可建立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建功使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第一条第二项规则，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是指违法嫌疑人自动投案后，照实供述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这是司法解说对《刑法》第67条关于自首中“照实供述”内在的诠释，其精力实质是首要的违法现实。一起，该解说第一条第二项规则，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安排或许司法机关盘查、教育后，自动奉告自己罪过的，应当视为自动到案。有观念以为，程某因形迹可疑被抓，自动供述偷盗现实，能够自首承认，但其又冒名并谎报年纪，使司法机关一时误以为少年被告人，经查实践为成年人，阐明程某有避实就虚主意，没有认罪悔罪的诚心，所以不该确以为自首。笔者以为，前述观念值得商讨。嫌疑人因形迹可疑被盘查后自动供述，一起又滥竽充数成未成年，并不影响自首情节的建立。由于：
一、照实供述的是涉嫌违法的现实，且只要是首要现实，承受检查和裁判已不再是建立自首的必要要件。司法实践中，违法嫌疑人仅因形迹可疑被盘查、教育后自动供述的，应视为自动到案。而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是指行为人将自己施行的一个或数个独立构成违法行为中的首要现实和情节奉告清楚，并纷歧定要求供述所犯的绝大部分现实。刑法建立的自首是否建立，不以违法嫌疑人实在认罪为条件，1979年《刑法》关于自首所要求的“承受检查和裁判”这一条件已体现在1997年《刑法》规则自首所有必要的“自动投案”和“照实供述”两个条件中，不再是必要要件。行为人自动投案并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的，则已阐明其有承受检查和裁判的志愿，契合自首建立的条件。
二、被告人身份，包含年纪等状况不是违法现实，可是司法机关有必要查验的，证明职责在于司法机关，该情节并不影响自首的承认。所谓违法现实是行为人施行的与违法相关的客观行为。行为人自动投案并对此照实供述的，司法机关可据此予以查实，并依法提起控诉。而被告人身份是触及行为人的刑事职责能力，虽然是违法构成之四个要件中的一个方面，但其自身不是违法现实。实践中，被告人往往根据种种原因，隐秘本相，有的滥竽充数，有的胡意乱造，使得司法机关一时难以查清。可是，包含被告人年纪在内的身份状况的查验职责仍在于司法机关。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2款规则，违法嫌疑人不讲实在名字、住址，身份不明的，侦办拘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核算，可是不得中止对其违法行为的侦办取证。关于违法现实清楚，根据的确、充沛的，也能够按其自报的名字移交人民检察院检查申述。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说》第116条第(2)项规则，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子，应当在收到申述书后，指定审判员检查以下内容，其间，申述书指控的被告人的身份、施行违法的时刻、地址、手法、违法现实、损害成果和罪名以及其他或许影响科罪量刑的情节等是否清晰。一起，该司法解说第117条第(6)项规则，关于被告人实在身份不明，但契合《刑事诉讼法》第第128条第2款规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从前述规则能够看出，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前有必要对被告人身份予以查清，一时难以查清的，但违法现实清楚，根据的确、充沛的，仍可依法申述、审判。本案程某滥竽充数，然后谎报年纪一节，司法机关可经过刑事诉讼整个进程，一般可予查清。这并不影响司法机关对其违法现实的侦办、申述和审判，而涉案现实又是程某自动供述的，故自首情节仍可建立。
三、嫌疑人滥竽充数、谎报年纪状况可作为行为人自首的详细情节，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自首和建功的司法解说相关规则，详细承认是给予从轻、减轻仍是革除处分。《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则，关于自首的违法分子，能够从轻、或许减轻处分;关于违法较轻的，能够革除处分。这是对自首者的处分准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建功使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第三条规则，详细承认是从轻、减轻仍是革除处分，应当根据违法现实的轻重，并考虑自首的详细情节。本案中，程某冒名并谎报年纪，使司法机关一时误以为其系未成年被告人，与那些真挚悔罪，乐意痛改前非是有差异的，对此，可作为自首的详细情节，由人民法院依法裁量其详细惩罚。
综上，法院依法承认程某的行为构成自首，并从轻处分是正确的。
问题之三，行为人没有投案的志愿，但其亲属仍为警方指明涉嫌违法的行为人行迹，并帮忙捕获的，对行为人是否能够准自首承认。
事例1：2001年8月中旬，江苏江都的无业人员陈甲、陈乙共谋至陈甲在沪的二伯父家杀人劫财，陈甲供给了二伯父家庭状况。为此，两人预备了作案东西，于同年8月20日至上海友谊路某号陈甲二伯父家，乘其伯母谢某一人在家，选用暴力将谢杀死，并劫得价值人民币1400余元资产后逃离上海市。
公安机关经侦办，承认陈甲有严重嫌疑，陈乙亦与案子有关。同年8月22日，侦办人员赶赴江都市，找到陈乙之父，奉告陈甲在沪“出事”，陈乙和陈甲在一起，要求陈父供给状况，但未阐明发作什么案子。陈乙父亲表明活跃帮忙，此刻恰巧有事需赶往上海，而陈父仍容许与警方保持联络。其间，陈乙在扬州与其父电话联络称，自己在沪惹祸。陈父劝其自首，但陈乙未容许。8月23日，陈父行将上述电话号码奉告在江都市守候的上海侦办人员。上海警方随即派员赶赴扬州，发现该号码系某国道旁的公用电话，通话人去向不明。当晚陈乙父亲在沪用手机又向在江都的侦办人员供给了陈乙又一个联络的电话号码。警方据此发现是浙江省杭州市的电话号码，然后承认陈乙、陈甲或许在杭州，并经过杭州警方网上查询，即发现两陈住宿在该号码所在区域的某旅馆内。由此，侦办人员在杭州警方合作下，于8月24日4时在杭州某旅馆将两人捕获。两人到案后奉告了在上海杀人劫财的现实。
法院断定未承认陈乙自首，但鉴于陈乙父亲在警方没有承认陈乙涉嫌违法，活跃供给陈乙等人的下落及头绪的行为，以此作为一种裁夺从轻情节，在对陈乙量刑时予以考虑。
事例2：姜某伙同沈某于2004年9月间偷盗两次，窃得资产价值人民币1万余元。案发后，公安人员根据沈的供述，至姜的住处欲抓捕姜而未遇，遂又找到姜父(公安派出所社保队员)。姜父知道警方找其子，当场打电话至家中，并让姜某呆在家中。随后，姜父带领公安人员至住处捕获姜某，姜亦没有拒捕，且到案后能够照实供述偷盗现实。
法院承认，姜某的行为构成准自首，依法从轻处分。
行为人没有投案志愿，但其亲属在警方未承认涉嫌违法，仍为警方指明涉嫌违法的行为人行迹并帮忙捕获的，对行为人不能以准自首承认。有观念以为，陈乙父亲在警方没有承认陈乙已涉嫌违法，活跃向警方供给陈乙等人的下落及头绪，可确以为准自首。笔者以为是值得讨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建功详细使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第1条规则了“并非出于违法嫌疑人自动，而是经亲朋奉劝、伴随投案的;公安机关告诉违法嫌疑人的亲朋，或许亲朋自动报案后，将违法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两种“准自首”状况，即理论上所说的“陪首”、“送首”。其两者的实在差异在于：在“送首”状况下，违法嫌疑人的亲朋现已过必定的方法与司法机关取得了联络(或是司法机关告诉，或是嫌疑人亲朋自动报案)，而在“陪首”中，不存在这种事前交流的景象，现实上，这一差异仅在方式上，两者仍具有实质一起性，即一则“陪首”、“送首”都不是出于违法嫌疑人的自动，但另则两者都不违反当事人的毅力。⒀司法实务中，假如近亲属了解到违法嫌疑人的躲藏地址后，活跃帮忙公安人员前往捕获，违法嫌疑人并不拒捕而予以合作的，到案后能照实供述自己罪过，能够自首论。其间，实质上也有“陪”、“送”的要素。笔者以为，对此可视为自动投案。但在该案中，陈乙父亲的行为离上述规则的准自首条件仍有必定的间隔。陈乙父亲曾劝陈乙投案，但陈乙不同意，并清晰表明对立，且持续与陈甲外逃，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办和追捕;其父在警方没有承认陈乙涉嫌违法，为警方活跃供给陈乙的下落及相关头绪，使警方敏捷捕获两名违法嫌疑人。在此景象下，则不能视陈乙的行为为自动投案。由于，违法人陈乙想躲避法令追查，其敏捷归案底子违反了陈乙的自己毅力，与其父出于亲情而为减轻违法嫌疑人罪责的意图之间已缺少一种刑法含义上的相关，司法裁判中，亦无法给予一起的、一起的承认。而关于该案陈乙父亲的行为，则应作为“大义灭亲”的一种方式予以断定，能够在对违法人处分时作为一个量刑情节考虑。本节事例2中，行为人姜某则是别的一种景象，姜某对其父带领公安人员至家中的抓捕行为认可且予以合作，并未抵挡或拒捕。对此就可确以为准自首。咱们对自首“自动性”的内在恰当演绎，是为了更精确地把握立法和司法解说的精华，但不能无限扩展解说，反之，不能分化瓦解罪犯，亦不利于司法本钱的节省。
问题之四、行为人带领公安人员帮忙抓捕同案违法嫌疑人而未遇，又电话劝说其自首;在被拘押的看守所内发现涉案同伙后检举并指认的，对此是否构成建功体现。
事例1：陆某伙同茅某、石某预谋掠夺。2004年11月12日23时许,陆、茅、石三人一起至上海西藏南路大吉路口,对途经该处的陈某、陶某、沈某、王某等人进行殴伤和要挟，将陈某、沈某、王某等强行带至上海西林后路100弄8号门口，陶某在途中逃走报警。陆、茅、石又将上述四人逼至邻近的公共厕所内,由茅看守、陆殴伤、石钳制等，并劫得陈某、沈某等人的价值人民币2600余元的诺基亚手机两部及公共交通卡等资产。后陆某、茅某、石某三人逃逸，逃跑途中茅某被公安人员捕获,并帮忙公安人员捕获陆某。
2004年11月12日，陆某到案后带领公安人员至石某家，欲带捉石而未果，并在公安人员在场的状况下，又电话奉告石某，掠夺案已被公安机关侦破，并叫石某自首。石某于次日投案自首。
法院承认陆某的行为构成建功体现。
案情2：2005年6月3日零时，任某伙同田某、钱某等人带着铁榔头、螺丝刀等东西，至上海阳城路377号邻近时，见停放的一辆价值人民币4320元永久牌燃气助动车无人看守，即由任某、田某施行偷盗，被事主孙某、祝某等发现并阻挠。任某等别离用暴力及言语要挟，将车强行开走。祝某、姚某在阻挠进程中手被扭伤。田某持榔头回来帮忙任某逃跑时，被过路大众夺下，田某等人逃逸，任某被当场捕获。
2005年6月24日田某因偷盗被捕获。同年7月1日任某向监管人员检举了被关押在同一看守所的田某是参加2005年6月3日掠夺的同案犯“湖北”，并经公安机关查验现实。田某被依法追查。
法院承认任某的行为构成建功体现。
行为人带领公安人员帮忙抓捕同案违法人而未遇，又电话劝说其自首或在被拘押的看守所内发现涉案同伙，检举并指认的，均可构成建功体现。建功准则是1997年《刑法》修改后正式建立的，而1979年《刑法》关于建功仅规则在自首之后，在对“违法较重的”自首者，“假如有建功体现”时应怎么处分作了的规则，使得其时司法实践中在遇到虽未自首，但有建功体现的，只能作为一个裁夺从轻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没有一个一起的法令规范。
《刑法》第68条规则，违法分子有揭露别人违法行为，查验现实的，或许供给重要头绪，然后得以侦破其他案子等建功体现的，能够从轻或许减轻处分;有严重建功体现的，能够减轻或许革除处分。违法后自首又有严重建功体现的，应当减轻或许革除处分。司法解说又对建功的详细体现作了阐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建功详细使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第5条规则，根据刑法第68条第1款的规则，违法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露别人违法行为，包含一起违法案子中的违法分子揭露同案犯一起违法以外的条件违法，经查验现实;供给侦破其他案子的重要头绪，经查验现实;阻挠别人违法活动;帮忙司法机关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包含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体现的，应当确以为有建功体现。可见，建功体现其实是行为人在违法今后的一种悔罪情绪，对国家而言，及时追诉违法，则节省了司法本钱，具有经济性，这是建功体现的实质特性。
司法实践中，帮忙司法机关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的行为，既指司法机关捕获其他违法嫌疑人供给重要头绪的行为，也包含直接协力捕获的行为。关于违法嫌疑人或被告人向司法机关供给其他违法嫌疑人的躲藏地址、电话号码等头绪的，一般需以进一步施行了带领司法人员捕获其他违法嫌疑人的行为为承认建功的条件;假如所供给的头绪非常清楚没有必要“带捉”，且司法机关据此捕获了其他违法嫌疑人的，亦能够确以为具有建功体现。实务中，帮忙司法机关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的，一般应以实践是否捕获为承认根据。
事例1中，陆某、茅某、石某三人的行为构成掠夺罪应当没有贰言，但陆某带领公安人员帮忙抓捕同案违法人石某而未遇，又在公安人员要求下电话劝说石自首，次日石某亦自动投案，对陆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建功体现，诉讼中，有不同知道。有观念以为，陆某的行为假照实践带捉到，那么对被“带捉”目标来说，就不能构成自首，陆某虽有“带捉”行为，而实践没有帮忙捕获同案违法人，可作裁夺从轻情节考虑，但不能确以为建功体现。笔者以为，这种观念是值得商讨的。由于，在该情节承认上，不存在刑法含义上的对偶联系。陆某和石某是两个不同的违法主体，陆“带捉”违法嫌疑人，而石遵从奉劝自首均系针对各自违法后构成的认罪和悔罪情绪，应当别离予以承认。笔者以为，对司法解说中的“帮忙抓捕”是否可作广义了解，即亦可包含“违法嫌疑人到案”在内。不然，审判实践中，供给重要头绪而无需“带捉”的，一般就能够“建功”承认。假使警方在今后的抓捕进程中，嫌疑人不是被捕获的，而是自动投案的，莫非就否定前面的“建功”。笔者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战争年代，一方将俘虏带至敌营前喊话劝降，敌兵缴械的，莫非对喊话的人就不“广大”了吗?这明显不合理。咱们应该对该行为的性质给予详细点评。该案中，对石某确以为自首应当没有疑问，而对帮忙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的是否确以为建功，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公安机关捕获同案犯中是否的确起到了帮忙效果。这种帮忙效果包含经行为人当场指认、辨认同案犯而捕获的;带领公安人员前往捕获的以及供给不为司法机关把握或司法机关按正常作业程序无法把握的同案犯的躲藏地址而捕获的，等等。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4月4日的《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违法案子作业座谈会纪要》中对承认被告人帮忙公安机关捕获同案犯构成建功的问题的诠释可作为本案审理时参阅。结合本案再剖析，陆某到案后带领公安人员至石某家欲带捉石某，虽未果，但在警方的要求下，又电话奉告石某说，掠夺案已被公安机关侦破，并叫石至公安机关自首，石某亦供述其确系接到陆某劝说自首的电话后至公安机关自首的。前述状况可予承认。陆某“带捉”行为对石某寓居处予以固定，而非一般供给同案犯的名字、年纪、住处等基本状况，一起，陆的电话劝说行为又警方要求和监控之下在施行的。假如没有陆某的电话劝说，石某纷歧定会自首，警方一时亦难以全案侦破。陆某在使同案违法人石某到案的问题上的确起到了必定效果，为警方节省了司法本钱，具有必定的经济性，可一起对比帮忙效果承认。而同案犯石某的行为建立自首是另一层面评判的问题。综上，应当承认陆某具有建功体现、石某建立自首。
关于事例2中，任某在被拘押的看守所内发现涉案同伙，遂向警方检举并指认的，是否构成建功体现。诉讼中，亦有不同知道。有观念以为，任某已身陷“囹圄”，不具有且实践也无法施行“带捉”行为，对此仅可作为一起违法中的违法人揭露同案犯的一起违法现实，仅可裁夺从轻情节考虑，尚不构成建功体现。笔者以为，这种观念颇值得商讨的。由于，帮忙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中的帮忙效果一般只要是帮忙行为与警方的抓捕成果之间具有因果联系，承认是否起到了帮忙抓捕效果，并不以所在地址或场所的不同而作为差异规范。结合本案剖析，任某被捕获今后，警方对任某的掠夺现实且有哪些同案犯虽已把握在案，但同案犯已在逃，短期内难以归案;要抓捕到上述涉案人员，有必要另行动用警力等，一起，没有任某检举和指认，警方亦万万想不到已因偷盗行为被拘押的嫌疑人田某还另犯有掠夺现实，除非该嫌疑人出于悔罪自动率直而可作自首承认，不然，警方是难以知道田某还有漏罪的。故任的行为现已超出了揭露同案犯一起违法现实的规模，独自构成一个独立的行为，而又与该同案犯敏捷归案并因而被法令追查的现实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即任假如不检举指认，那么对田某来说，若其偷盗行为尚不构成违法的话，则很简单就此逃脱此“劫”，也便是漏罪被追诉。所以，咱们应该对任这一行为的性质给予详细法令点评，即任某的上述检举及指认行为在使同案违法人田某归案问题上的确起了必定帮忙效果，反映了任某片面上具有认罪悔罪之体现，客观上亦为司法机关节省了司法本钱，具有必定的经济性，故亦可一起对比帮忙效果确以为建功体现
来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审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