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受贿案犯罪辩护词
来源：听讼网整理 2019-04-09 03:06
网友发问：
涉嫌纳贿案辩解词怎样写?
大连律师回答：
涉嫌纳贿案辩解词
敬重的审判长、审判员：
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某及其亲属的托付，指使我担任被告人徐某涉嫌纳贿一案的二审辩解人。
承受托付之后，本辩解人本着对现实和法令高度负责的精力，仔细阅览结檀卷资料，并屡次会见了被告人徐某。现就被告人徐某不服南宁市中级公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定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论说本辩解人的辩解定见。
如无不当，请依法采用。
(一)初审判定确认徐某于1995年12日收受周某的30万元依据不足
初审判定确认徐收受周某30万元的首要依据是：徐某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周某的口供;梁某等人的证言。但是，上述依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历。原审起诉书供给的依据明显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定后辩解人所供给的新依据所不坚定和推翻。
依据显现：1995年从梁某处提取的较大金钱只需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但是，辩方有较为充沛的依据显现：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某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某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某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某的口供在细节上根本共同。本辩解人以为：被告人徐某所讲，其或许性未能彻底扫除。理由：
(1)判定书尽管以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定，这仅仅是表面化的依据才如此。实践上，假如没有必定的依据头绪，中纪委不行能对徐采用阻隔检查处法的。因而，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明显违反常理。
(2)何况，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当即以种种方法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彻底扫除了被告人躲避法令赏罚的或许。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历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共同。
(4)书面供述后边写有“重写”二字，阐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并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必定不彻底相同(不然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一切的书面供述都在庭上出示、质证，以区分不同的供述熟真熟假。
(5)本案实践上首要凭被告人的口供来确认这30万元，这是法令所不允许的。只需重口供不重依据的现象存在，就很难扫除诱供、逼供的或许性，然后就不能扫除冤、假、错案的或许性。
3、本辩解人承受托付后，先后五次会见了被告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改动情绪，争夺从轻处分，均遭到徐的断语回绝，并且双泪长流，很自然地流露出冤枉状。
凭自己的正常判别：被告人徐某自己认罪情绪是厚道的，其他犯罪现实他都一直供认，唯一这30万元不供认。因而，一审判定在这30万元的确认上存在过错的或许性不能彻底扫除。
刑事诉讼法要求对被告人科罪量刑，依据有必要充沛、确凿。所谓充沛、确凿，简而言之，便是要求依据有必要要有肯定的排他性。本案一审判定确认徐收受周某30万元，缺少肯定的排他性。
本案是中纪委先行查处，由最高公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由其指令广西区检察院，再由广西区检察院指令南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无可否定，本案实践上是中纪委督办的案子。鉴于本案的特殊性，从历史经验来看，最有或许呈现错案。
因而，关于徐某纳贿案中的30万元，本辩解人以为不应当确认。
(二)初审判定以被告人“退赃，且认罪情绪欠好”为由，处以重刑欠妥
本辩解人以为，关于徐某的认罪情绪，应当详细问题详细分析。
关于一审判定所确认的55万元纳贿赂金钱，除了周某的30万元徐作了较多的辩解外，对其他指控，徐某一直是供认的，并且，他在司法机关采用强制办法曾经(即在双规期间)现已供认了。
至于徐自己对30万元的否定和辩解，从其行为的性质来看，应当以为是被告人徐某在依法行使辩解权，而不是认罪情绪不厚道。
辩解权是我国宪法和法令赋予被告人的法定权力。
不论对法令方面的辩解和现实方面的辩解，都是依法行使辩解权所包括的应有之义。
不论法院最终怎么确认，都不应当影响被告人辩解权的行使。
被告人不只有权托付辩解人为自己辩解，并且有权自己为自己辩解。
只需法院不采用被告人自己的辩解定见，就确认被告人“认罪情绪不厚道”，这样的做法实践上是在搞“有罪推定”，实践上是掠夺和约束被告人行使辩解权。这种作法不利于案子的公平审判。
关于初审判定确认被告人“未退赃”，本辩解人以为：首要应当有充沛、确凿的依据证明被告人实践纳贿的详细数额，才好确认应当退赃的详细数额。
从本案资料不难看出，被告人徐某自己是乐意退赃的，并且已有实践行动。在此不详细论说。
在确认其是否乐意退赃方面，考虑到被告人被拘押状况，应当首要看其意思表明，以其意思表明为准。
总而言之，一审判定确认被告人徐某“未退赃，且认罪情绪欠好”，是不能成立的。
(三)退一万步讲，即便现实能够彻底确认，一审判定对徐的量刑过重
被告人徐某有如下裁夺从轻的情节，在初审判定中没有予以充沛考虑：
1、被告人是于1998年5月2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3日经最高公民检察院决议拘捕的。
而被告人对一切犯罪现实的交待都在此前完结，也便是说，被告人是在被司法机关采用强制办法曾经交待根本犯罪现实的(法令没有规则“双规”为强制办法;纪委也不归于司法机关)，契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则，归于“准自首”行为，应以自首看待，从轻处分。
至少应当有部分是彻底能够确以为自首的。
2、被告人从来没有自动去索贿，而是十分被迫地接纳贿赂。从檀卷资料不难看出：徐每一次收受金钱，都是纳贿人通过精心假装，以防止被告人拒贿。当纳贿人走了之后，翻开假装，才知道里边有钱。被告人实践上是被人拉下水的。
本辩解人以为：从片面恶性来说，不只被迫纳贿与自动索贿应有所区别，并且，对明知是赃物依然收取，与开端并不知是赃物，往后知道后没有上交，在量刑时也应当有所区别。这样才干体现出罪刑相共同的准则。
3、被告人从来没有收受别人金钱之后，违犯法令和准则去为别人就事。徐某在任期间，一直都是依法就事，依法行使职权，没有其他违法乱纪现象。
4、被告人在担任领导干部时，对玉林及广西是有奉献的。尽管功不能抵过，但功能够减过。
加之被告人自己已年过半百，年事已高。
惩罚的意图不是为了报复。惩罚的意图是为了“小惩大诫，治病救人”。信任判定有期徒刑现已足以使世人警醒，令其自己沉思。
综上所述，本辩解人以为，初审判定确认被告人徐某收受周某30万元依据不足，在科罪及量刑时均应当稳重以待;确认被告人不退赃，且认罪情绪欠好没有相应依据;一起，初审判定在量刑时考虑从轻的情节较少，对能够酌情从轻的情节注重不行。
恳请二审法院念其在位时对广西公民的奉献，加之被告人徐某现在年事已高，恰当减轻对被告人的刑事处分。
涉嫌纳贿案辩解词怎样写?
大连律师回答：
涉嫌纳贿案辩解词
敬重的审判长、审判员：
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某及其亲属的托付，指使我担任被告人徐某涉嫌纳贿一案的二审辩解人。
承受托付之后，本辩解人本着对现实和法令高度负责的精力，仔细阅览结檀卷资料，并屡次会见了被告人徐某。现就被告人徐某不服南宁市中级公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定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论说本辩解人的辩解定见。
如无不当，请依法采用。
(一)初审判定确认徐某于1995年12日收受周某的30万元依据不足
初审判定确认徐收受周某30万元的首要依据是：徐某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周某的口供;梁某等人的证言。但是，上述依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历。原审起诉书供给的依据明显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定后辩解人所供给的新依据所不坚定和推翻。
依据显现：1995年从梁某处提取的较大金钱只需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但是，辩方有较为充沛的依据显现：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某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某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某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某的口供在细节上根本共同。本辩解人以为：被告人徐某所讲，其或许性未能彻底扫除。理由：
(1)判定书尽管以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定，这仅仅是表面化的依据才如此。实践上，假如没有必定的依据头绪，中纪委不行能对徐采用阻隔检查处法的。因而，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明显违反常理。
(2)何况，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当即以种种方法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彻底扫除了被告人躲避法令赏罚的或许。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历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共同。
(4)书面供述后边写有“重写”二字，阐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并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必定不彻底相同(不然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一切的书面供述都在庭上出示、质证，以区分不同的供述熟真熟假。
(5)本案实践上首要凭被告人的口供来确认这30万元，这是法令所不允许的。只需重口供不重依据的现象存在，就很难扫除诱供、逼供的或许性，然后就不能扫除冤、假、错案的或许性。
3、本辩解人承受托付后，先后五次会见了被告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改动情绪，争夺从轻处分，均遭到徐的断语回绝，并且双泪长流，很自然地流露出冤枉状。
凭自己的正常判别：被告人徐某自己认罪情绪是厚道的，其他犯罪现实他都一直供认，唯一这30万元不供认。因而，一审判定在这30万元的确认上存在过错的或许性不能彻底扫除。
刑事诉讼法要求对被告人科罪量刑，依据有必要充沛、确凿。所谓充沛、确凿，简而言之，便是要求依据有必要要有肯定的排他性。本案一审判定确认徐收受周某30万元，缺少肯定的排他性。
本案是中纪委先行查处，由最高公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由其指令广西区检察院，再由广西区检察院指令南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无可否定，本案实践上是中纪委督办的案子。鉴于本案的特殊性，从历史经验来看，最有或许呈现错案。
因而，关于徐某纳贿案中的30万元，本辩解人以为不应当确认。
(二)初审判定以被告人“退赃，且认罪情绪欠好”为由，处以重刑欠妥
本辩解人以为，关于徐某的认罪情绪，应当详细问题详细分析。
关于一审判定所确认的55万元纳贿赂金钱，除了周某的30万元徐作了较多的辩解外，对其他指控，徐某一直是供认的，并且，他在司法机关采用强制办法曾经(即在双规期间)现已供认了。
至于徐自己对30万元的否定和辩解，从其行为的性质来看，应当以为是被告人徐某在依法行使辩解权，而不是认罪情绪不厚道。
辩解权是我国宪法和法令赋予被告人的法定权力。
不论对法令方面的辩解和现实方面的辩解，都是依法行使辩解权所包括的应有之义。
不论法院最终怎么确认，都不应当影响被告人辩解权的行使。
被告人不只有权托付辩解人为自己辩解，并且有权自己为自己辩解。
只需法院不采用被告人自己的辩解定见，就确认被告人“认罪情绪不厚道”，这样的做法实践上是在搞“有罪推定”，实践上是掠夺和约束被告人行使辩解权。这种作法不利于案子的公平审判。
关于初审判定确认被告人“未退赃”，本辩解人以为：首要应当有充沛、确凿的依据证明被告人实践纳贿的详细数额，才好确认应当退赃的详细数额。
从本案资料不难看出，被告人徐某自己是乐意退赃的，并且已有实践行动。在此不详细论说。
在确认其是否乐意退赃方面，考虑到被告人被拘押状况，应当首要看其意思表明，以其意思表明为准。
总而言之，一审判定确认被告人徐某“未退赃，且认罪情绪欠好”，是不能成立的。
(三)退一万步讲，即便现实能够彻底确认，一审判定对徐的量刑过重
被告人徐某有如下裁夺从轻的情节，在初审判定中没有予以充沛考虑：
1、被告人是于1998年5月2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3日经最高公民检察院决议拘捕的。
而被告人对一切犯罪现实的交待都在此前完结，也便是说，被告人是在被司法机关采用强制办法曾经交待根本犯罪现实的(法令没有规则“双规”为强制办法;纪委也不归于司法机关)，契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则，归于“准自首”行为，应以自首看待，从轻处分。
至少应当有部分是彻底能够确以为自首的。
2、被告人从来没有自动去索贿，而是十分被迫地接纳贿赂。从檀卷资料不难看出：徐每一次收受金钱，都是纳贿人通过精心假装，以防止被告人拒贿。当纳贿人走了之后，翻开假装，才知道里边有钱。被告人实践上是被人拉下水的。
本辩解人以为：从片面恶性来说，不只被迫纳贿与自动索贿应有所区别，并且，对明知是赃物依然收取，与开端并不知是赃物，往后知道后没有上交，在量刑时也应当有所区别。这样才干体现出罪刑相共同的准则。
3、被告人从来没有收受别人金钱之后，违犯法令和准则去为别人就事。徐某在任期间，一直都是依法就事，依法行使职权，没有其他违法乱纪现象。
4、被告人在担任领导干部时，对玉林及广西是有奉献的。尽管功不能抵过，但功能够减过。
加之被告人自己已年过半百，年事已高。
惩罚的意图不是为了报复。惩罚的意图是为了“小惩大诫，治病救人”。信任判定有期徒刑现已足以使世人警醒，令其自己沉思。
综上所述，本辩解人以为，初审判定确认被告人徐某收受周某30万元依据不足，在科罪及量刑时均应当稳重以待;确认被告人不退赃，且认罪情绪欠好没有相应依据;一起，初审判定在量刑时考虑从轻的情节较少，对能够酌情从轻的情节注重不行。
恳请二审法院念其在位时对广西公民的奉献，加之被告人徐某现在年事已高，恰当减轻对被告人的刑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