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伪证刑事问责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来源：听讼网整理 2018-07-06 15:14
当下，律师伪证罪遭到诟病的本源不在于法条的存废，而在于法条及量刑的不明晰所导致的过度追查现象。依据律师的人物定位，不该对其苛以过重的职责，对律师违反工作品德品德的行为是否追查刑事职责，应当审慎对待。
在诉讼进程中，确保辩解权的充沛行使是控辩平衡的题中之义，也是司法公平的必定挑选。全国政协委员于宁曾经在两会期间标明，近年来我国律师参加刑事诉讼的份额过低，全国刑事案子律师参加的份额短少30%，有的省乃至仅为12%。这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惮于律师伪证罪的追诉亦是原因之一。
一、律师伪证刑事问责的现状反思
自从律师伪证罪入法今后，律师在办案进程中涉嫌伪证罪忽然被抓的案子大幅上升，而终究能够科罪的少之又少。据统计，自1997年至2010年间，共有109个律师因律师伪证罪被追诉，其间判处有罪的仅31人。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事例进行统计剖析，成果标明，其间11个案子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定，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没有结案，错案率50%以上。笔者在“北大法宝”司法事例库中寻到七则事例，经过剖析发现，律师伪证罪的司法适用中呈现以下问题：其一，律师伪证案上诉率高。在七则事例中，无一例外被告人均挑选上诉维权。其二，法条罪行描绘不清。运用“诱惑”这类赋有弹性、含混不清、极具伸缩性的描绘性词汇，不免形成对辩解律师罪与非罪边界确认含糊的现状。其三，量刑规范纷歧。律师伪证在量刑上短少可操作的判别规范，司法实践中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在裁量权。
二、律师伪证罪的存废论
部分学者建议律师伪证罪的存在具有适当的必要性，一方面社会上的确存在某些律师不择手法协助嫌疑人躲避法令追查的状况。现在律师工作还没有很好的自律性，因而用立法进行束缚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该罪名的存在具有必定的合理性，司法非良性运作导致的成果不能简略归责于罪名的树立。
也有部分学者建议律师伪证罪应当废弃，观念集中于罪名存在立法技能缺点，罪行表述含糊，可操作性差，以及以律师为主体树立此罪，涉嫌对律师的工作轻视，实践中简单被用于工作报复，对律师合理辩解行为追查刑事职责。
应当说律师伪证罪的存废是一个价值取舍的问题，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从立意之初就存在两大阵营的极大争议。实践中律师伪证罪遭受乱用等问题并非源于罪名自身，而是由其一同的社会布景所形成的。抗辩式的庭审办法原意是经过诉讼各方的对立争辩来查明现实真相，然后正确科罪量刑;庭审中的对立要素、立情绪以及侦控机关内部对案子质量的查核方针无疑加重了两边的仇视心情。加之有罪推定思维的根深柢固，一旦呈现证人翻供、律师供给的依据存在瑕疵等景象，便极易将锋芒指向律师。
别的，我国律师业展开时刻较短，工作规范尚不健全，确有不少律师的执业行为徜徉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许多原因交错，不免呈现侦控机关对律师的追诉行为。因而，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评论，纠结于保存与废弃无益于改动实践窘境，应跳出侦控机关和律师两大阵营的利益约束，最大极限发挥赏罚的价值评判和引导功用，让各方在明晰的法令结构下行使权力施行职责。
三、从律师职责剖析律师伪证刑事问责的症结
律师伪证罪引发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刑辩律师对当事人、司法机关以及其自治安排所承当的职责视点，能够较好地诠释该罪名实践中遭受瓶颈的原因。
(一)辩解律师相关于当事人的忠诚职责
我国律师法规则，律师应当忠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是经过与委托人之间的契约为当事人供给法令服务，有用的法令服务需求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树立一种深入的信赖联系，依据这种信赖联系发生了忠诚职责。诚如季卫东教授所言：“律师的工作品德的核心内容是为最大极限地确保客户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即所谓‘党派性忠诚准则’。”刑辩律师为当事人供给服务，应当严厉施行忠诚职责，这既是对法令诚笃信用准则的回应，又是工作品德和执业纪律的仅有挑选，也是律师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计、展开的必定要求。
律师的辩解不仅是针对侦控机关提出的依据消沉防护，而是寻觅有利于当事人的依据进行活跃防护。律师的活跃取证行为天然包括经过技巧式问询获取证人证言以及向违法嫌疑人、被告人教授辩解技巧，而技巧的运用往往与律师伪证罪的违法形状具有许多相似性，例如律师在奉告被告人经查验现实刑讯逼供获取的依据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时，有的或许了解为律师在问询是否有刑讯逼供的状况，有的则依据律师的口吻或目光判别为律师是在教唆其指控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两者在片面方面均是活跃寻求成果的发作，如此便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于区别两者的片面成心和施行行为，律师伪证罪的使用呈现不确认性。
(二)辩解律师相关于司法机关的实在职责
我国律师法规则，律师执业有必要遵从宪法和法令，遵从律师工作品德和执业纪律。也便是说，律师执业有必要以现实为依据，以法令为准绳，即律师的实在职责。任何理性的诉讼准则都以寻求客观实在为使命，可是，由于律师为被告人供给辩解的特别身份和位置，决议了律师的实在职责要低于侦控机关的客观职责。侦控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打击违法和确保人权是其两层职责，需求承当规范更高的客观职责。而实在职责赋予律师无需合作司法机关发现实在的权力，也无需像普通人相同有照实作证的职责，乃至对其知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案子现实具有保密的特权。
律师对其实在职责的违反是其承当律师伪证罪的法理根底，律师实在职责规范的凹凸直接决议其罪名的树立与否。例如，律师不得向法庭供给明知是虚伪的依据，但并不意味着律师有确保依据实在的职责。实践中，律师往往被苛以过高的实在职责，然后降低了律师伪证罪的证明规范，必定程度上致使部分律师辩解进程中消沉无为。
(三)辩解律师相关于自治安排的从属职责
律师是身份和工作情绪的社会化，决议了其在执业活动中，具有个别性和独立性的特征。可是，律师的这种社会特色并不意味着其行为不受任何束缚。我国律师法规则，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参加所在地的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员享有律师协会规章规则的权力，施行律师协会规章规则的职责，即律师的从属职责。纵观各国的律师办理体制，首要是采纳律师自治的办法，即选用律师协会的自律性办理办法。刑法作为维护性法令，赏罚是第二性的，不能够广泛介入社会生活。由于我国对律师的违纪违规行为短少相应的制裁机制，律师办理体制尚不健全，加之律师伪证罪的某些规则遣词含糊，一般违纪违规行为也能够归入其设定的违法构成里，如此泛赏罚化架空了律师的自律办理，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准则。
四、律师伪证刑事问责准则的完善(一)正确认位律师人物
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法令运转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承当不同职责的法令人加以驻扎和构建，律师、侦控机关、法官等一同构成了司法工作一同体。一同体的一同方针便是完成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寻求同一方针的进程中，依据分工不同扮演着不同的人物。律师则是在对立制诉讼形式下扮演着脱离公权走入私权却仍归于司法工作一同体寻求一同的价值方针的人物。在规范司法行为、为完成公权和私权制衡、促进民主法治确保人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效果。律师的工作特色需求司法者给予支撑和了解。
关于现在我国的律师工作暴露出全体执业本质不高、品德危机感缺失等执业问题，律师的从属安排律师协会要承当起对律师进行工作品德教化、监管律师执业行为、赏罚筛选无良律师的使命。便是说，关于律师情节细微的违规违纪行为，不是直接上升为赏罚手法予以制裁，而应由律师的从属安排加以问责。律师协会应对律师执业树立完好的缜密的职责系统，健全律师办理系统，探究科学的办理程序，定时对律师执业状况进行查核评判;应有必定的行政处分权，对律师违规辩解的行为处以正告、罚款直至撤消律师工作资格证等不相等级的处分，使律师协会能够有用地承当起对律师的领导和监管职责。
(二)慎重对待入罪定性问题
1、立法层面弄清罪行。实践中，绝大部分辩解律师被追查刑责源于违法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的翻供，而翻供的原因则是依据辩解律师的诱惑行为。怎么定性诱惑，辩解律师技巧性问询能否算作诱惑，法令上却不得而知。证人是具有独立品格和行为能力的个别，关于法令规则的照实作证的职责应该能够独立担任;诱惑行为的性质及损害程度实践中难于掌握，罪与非罪的难于区别阐明行为自身社会损害性不大，宜从工作自律的视点予以规范;加之律师仅在为被告人做无罪、罪轻或许减轻、革除刑事职责辩解的职责极限内承当实在职责，以诱惑行为对辩解律师加以科罪往往有苛以过重的客观职责之嫌，故诱惑不该作为罪行描绘呈现。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关于司法工作人员波折作证的行为样态描绘是“暴力、要挟、贿买'诱供的行为并不构成违法。为使律师与司法工作人员得到相等对待，可将律师伪证罪的罪行限定为“以暴力、要挟、贿买等办法指派证人违反现实改动证言或许作伪证的”行为。同理，“协助当事人消灭、假造依据”的协助行为也应是活跃地作为，且情节严峻，关于违法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的伪证行为仅仅消沉地忍受默许以及鼓动策划等精神性协助，不该构成伪证罪。
2、厘清违法形状。在律师伪证罪中，刑辩律师关于自己运用专业技能展开辩解活动的职责往往具有明晰的了解，因而，在施行伪证行为时，都是为了取得对违法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诉讼利益而期望成果的发作，这种对违法成果活跃寻求的情绪不存在听任成果发作的景象，也便是律师伪证罪片面方面扫除了直接成心和过错，只需直接成心才干构成律师伪证罪。而成心违法由于“行为即便没有形成实践的损害成果，但只需存在着形成某种损害成果的风险，就构成违法(风险犯)，故称成心违法为‘行为犯’”。行为犯的成果具有附特色，施行行为对行为犯有决议性效果，而实践发生的违法成果则仅对行为犯的量刑具有含义。
详细到律师伪证罪中，刑辩律师只需施行了法条规则的客观行为，就现已对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次序以及律师的工作品德品德和形象发生了损害，不要求假造的依据在法庭内呈现并左右法庭审判。从程序正义上讲，也不管假造的依据是否为现实真相，消灭或许协助消灭依据的行为，法庭本就无法确认依据是否虚伪，因而，只需刑辩律师施行了伪证的施行行为即可构罪。
(三)科学规范量刑裁判
1、量刑现实的证明规范。
在研究人员对司法人员的查询问卷中显现，96.2%的参加人以为，触及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明，应该到达现实清楚，依据的确、充沛的程度;关于裁夺量刑情节的证明程度，则有67.8%的参加人以为到达存在的或许性较大即可。可见，在我国实践中根本遵从着法定量刑情节选用严厉证明、裁夺量刑情节选用自在证明的形式。律师伪证罪的量刑证明规范，也应采纳法定量刑现实和裁夺量刑现实相区别。法定量刑现实往往对被告人的赏罚发生较大的影响，调整基准刑的比率较大，故要求据以作出判定的依据须到达扫除合理置疑的程度，不然不能够作为量刑依据。相对应的，对裁夺量刑现实的证明程度宜采纳优势依据规范，即只需待证现实存在的或许性显着大于其不存在的或许性，法官可确认待证现实存在，证明进程不用拘泥于严厉的查询程序。如此则适应了简化程序、前进功率的展开趋势，有助于完成诉讼经济准则。
2、确认量刑基准。
量刑基准是指在不同罪名的不同法定刑起伏中，预先拟定的包括详细违法现实与详细违法人状况的基准现实与该基准现实对应的基准刑的总称。律师伪证罪的量刑规范除了要遵从合法性、有用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等准则外，还要遵从我国的局势方针要求。较之其他国家的律师工作，我国的律师工作依然存在较大距离，尤其是刑事辩解准则。因而，建立律师伪证罪的量刑基按时，应尽量处以宽缓的刑事职责，以坚持刑辩律师的执业热心及律师业的全体生机。
详细来讲，关于律师伪证罪的量刑可参阅以下要素确认基准刑：一是依据详细伪证行为性质的恶劣程度以及在假造依据方面的效果巨细给予轻重纷歧的赏罚。律师伪证行为的恶劣程度及在伪证罪中的不同效果标明其寻求虚伪依据的片面恶性巨细。二是依据律师消灭、假造依据数量的多少以及依据在本罪确认中所起到的效果巨细。律师消灭、假造依据的数量及依据的重量决议对律师伪证罪所维护的客体的损害程度。三是依据本罪的性质及本罪或许判处赏罚的轻重。假使本罪是或许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严峻刑事案子，标明其严峻损害了法令所维护的客体，律师伪证躲避赏罚职责的行为无异于站在了社会正义的对立面，对大众心思形成冲击，应当对其追查刑事职责，以确保司法的公信力和威望。
笔者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辅导定见(试行)>施行细则》以及前述事例相关情节及判定状况，测验提出律师伪证罪的量刑参阅。
榜首，构成辩解人、诉讼署理人消灭依据、假造依据、波折作证罪，违法情节一般，社会影响较小，能够在一年至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起伏内确认量刑起点;形成社会影响较大，手法极端恶劣，严峻波折司法次序，导致法官误判错判等严峻成果的，能够在三年至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起伏内确认量刑起点。
第二，在量刑起点根底上，能够依据违法的手法、消灭、假造依据的性质、数量，本罪性质等其他违法现实添加赏罚量，确认基准刑，现已作为确认量刑起点的现实在外。
第三，罪中量刑情节。消灭、假造依据或教唆证人改动证言且为法定量刑情节的依据，每添加一个，可添加二个月至三个月基准刑;消灭、假造依据或教唆证人改动证言且为裁夺量刑情节的依据，每添加一个，可添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基准刑;以暴力、要挟等手法消灭、假造依据或指派证人改动证言的，可添加基准刑的10%-20%;本罪社会影响较大，是可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严峻刑事案子，能够添加基准刑的20%以下;指派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或约束行为能力人供给虚伪证言的，能够添加基准刑的10%以下。
第四，罪前、罪后量刑情节。被告人曾因违反律师工作品德承受过处分，归纳考虑劣迹的性质、时刻距离长短、次数、处分轻重等状况，可添加基准刑的10%以下;当庭自愿认罪，认罪程度完全，悔罪体现显着等，能够削减基准刑的10%以下;活跃合作办案机关追回本罪原始依据，还本来罪原貌的，依据复原依据的性质、重要程度，能够削减基准刑的20%-50%。
3、添加罚金刑的适用。
从法经济学视点，有的人之所以终究挑选了违法，必定是由于存在一个高出机会本钱的违法收益，违法对他而言有利可图。也便是说，机会本钱决议了一个人是否会发生违法的动机，而他终究是否会挑选违法，还要看预期赏罚本钱的巨细。当违法的净收益足以抵消预期赏罚本钱时，他会挑选违法，不然，他将不会违法。
虽然律师的法令工作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较之其他工作更为稠密的公共性质，可是，纵观我国律师伪证罪的事例，没有一同源自法令援助案子，因而，逐利性在律师施行伪证违法时依然是最为首要的意图。
赏罚的意图并非要让罪犯苦楚并使其害怕，而是对其施加一种本钱，以平衡(抵消)违法的收益。当潜在违法人觉得违法无利可图时，天然会作出抛弃违法的理性挑选。从这一视点上讲，罚金关于贪利性违法能够起到较好的震慑效果，一起罚金刑相较于其他赏罚办法，具有履行本钱低价、为国家发明收入、不具有人身性等许多优势。因而，律师伪证罪的赏罚能够引进罚金刑。
关于罚金刑一向存在着不相等性的评论，由于经济被告人承受能力的不同，对不同的人群相等违法处以相等数额的罚金实践效果往往相去甚远。实践上相等与不相等仅仅相对的，肯定的相等历来不曾存在过。罚金的性质不同于赏罚或侵权补偿，其首要的功用不是内部化外部本钱，而是为了震慑违法因而，对律师伪证罪罚金数额不得不从相对相等、最大化发挥赏罚震慑效能的视点确认，即依据对律师的不同震慑效益处以相应的数额。一般来说，罚金数额有必要高于律师在其所署理案子中取得的收益，并依据详细案情(参照前文所述量刑参阅)，辅之以律师年收益的50%-200%的罚金，两者取其高者，这样才干最大化罚金刑在律师伪证罪中的震慑效益。
综上，刑法不该成为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惯例东西，不然既不利于律师工作的前进与展开，也不利于社会法治进程的推动。当下，律师伪证罪遭到诟病的本源不在于法条的存废，而在于法条及量刑的不明晰所导致的过度追查现象。依据律师的人物定位，不该对其苛以过重的职责，对律师违反工作品德品德的行为是否追查刑事职责，应当审慎对待。当然，关于律师职责的正确了解并不意味着放纵刑辩律师的伪证行为，而是要科学构建律师自治办理系统，合理规划律师工作的自治、自律及惩戒准则。关于的确构成违法的伪证行为，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明晰划科罪与非罪的边界，建立量刑现实的证明规范，构建起科学合理的量刑过程及办法，奇妙运用罚金刑对贪利性违法的震慑效果，让法官的自在裁量权以一种看得见的办法体现出来，让罪名在实践使用中挥洒自如、张弛有度，显示司法威望和公平。
在诉讼进程中，确保辩解权的充沛行使是控辩平衡的题中之义，也是司法公平的必定挑选。全国政协委员于宁曾经在两会期间标明，近年来我国律师参加刑事诉讼的份额过低，全国刑事案子律师参加的份额短少30%，有的省乃至仅为12%。这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惮于律师伪证罪的追诉亦是原因之一。
一、律师伪证刑事问责的现状反思
自从律师伪证罪入法今后，律师在办案进程中涉嫌伪证罪忽然被抓的案子大幅上升，而终究能够科罪的少之又少。据统计，自1997年至2010年间，共有109个律师因律师伪证罪被追诉，其间判处有罪的仅31人。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事例进行统计剖析，成果标明，其间11个案子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定，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没有结案，错案率50%以上。笔者在“北大法宝”司法事例库中寻到七则事例，经过剖析发现，律师伪证罪的司法适用中呈现以下问题：其一，律师伪证案上诉率高。在七则事例中，无一例外被告人均挑选上诉维权。其二，法条罪行描绘不清。运用“诱惑”这类赋有弹性、含混不清、极具伸缩性的描绘性词汇，不免形成对辩解律师罪与非罪边界确认含糊的现状。其三，量刑规范纷歧。律师伪证在量刑上短少可操作的判别规范，司法实践中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在裁量权。
二、律师伪证罪的存废论
部分学者建议律师伪证罪的存在具有适当的必要性，一方面社会上的确存在某些律师不择手法协助嫌疑人躲避法令追查的状况。现在律师工作还没有很好的自律性，因而用立法进行束缚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该罪名的存在具有必定的合理性，司法非良性运作导致的成果不能简略归责于罪名的树立。
也有部分学者建议律师伪证罪应当废弃，观念集中于罪名存在立法技能缺点，罪行表述含糊，可操作性差，以及以律师为主体树立此罪，涉嫌对律师的工作轻视，实践中简单被用于工作报复，对律师合理辩解行为追查刑事职责。
应当说律师伪证罪的存废是一个价值取舍的问题，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从立意之初就存在两大阵营的极大争议。实践中律师伪证罪遭受乱用等问题并非源于罪名自身，而是由其一同的社会布景所形成的。抗辩式的庭审办法原意是经过诉讼各方的对立争辩来查明现实真相，然后正确科罪量刑;庭审中的对立要素、立情绪以及侦控机关内部对案子质量的查核方针无疑加重了两边的仇视心情。加之有罪推定思维的根深柢固，一旦呈现证人翻供、律师供给的依据存在瑕疵等景象，便极易将锋芒指向律师。
别的，我国律师业展开时刻较短，工作规范尚不健全，确有不少律师的执业行为徜徉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许多原因交错，不免呈现侦控机关对律师的追诉行为。因而，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评论，纠结于保存与废弃无益于改动实践窘境，应跳出侦控机关和律师两大阵营的利益约束，最大极限发挥赏罚的价值评判和引导功用，让各方在明晰的法令结构下行使权力施行职责。
三、从律师职责剖析律师伪证刑事问责的症结
律师伪证罪引发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刑辩律师对当事人、司法机关以及其自治安排所承当的职责视点，能够较好地诠释该罪名实践中遭受瓶颈的原因。
(一)辩解律师相关于当事人的忠诚职责
我国律师法规则，律师应当忠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是经过与委托人之间的契约为当事人供给法令服务，有用的法令服务需求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树立一种深入的信赖联系，依据这种信赖联系发生了忠诚职责。诚如季卫东教授所言：“律师的工作品德的核心内容是为最大极限地确保客户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即所谓‘党派性忠诚准则’。”刑辩律师为当事人供给服务，应当严厉施行忠诚职责，这既是对法令诚笃信用准则的回应，又是工作品德和执业纪律的仅有挑选，也是律师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计、展开的必定要求。
律师的辩解不仅是针对侦控机关提出的依据消沉防护，而是寻觅有利于当事人的依据进行活跃防护。律师的活跃取证行为天然包括经过技巧式问询获取证人证言以及向违法嫌疑人、被告人教授辩解技巧，而技巧的运用往往与律师伪证罪的违法形状具有许多相似性，例如律师在奉告被告人经查验现实刑讯逼供获取的依据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时，有的或许了解为律师在问询是否有刑讯逼供的状况，有的则依据律师的口吻或目光判别为律师是在教唆其指控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两者在片面方面均是活跃寻求成果的发作，如此便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于区别两者的片面成心和施行行为，律师伪证罪的使用呈现不确认性。
(二)辩解律师相关于司法机关的实在职责
我国律师法规则，律师执业有必要遵从宪法和法令，遵从律师工作品德和执业纪律。也便是说，律师执业有必要以现实为依据，以法令为准绳，即律师的实在职责。任何理性的诉讼准则都以寻求客观实在为使命，可是，由于律师为被告人供给辩解的特别身份和位置，决议了律师的实在职责要低于侦控机关的客观职责。侦控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打击违法和确保人权是其两层职责，需求承当规范更高的客观职责。而实在职责赋予律师无需合作司法机关发现实在的权力，也无需像普通人相同有照实作证的职责，乃至对其知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案子现实具有保密的特权。
律师对其实在职责的违反是其承当律师伪证罪的法理根底，律师实在职责规范的凹凸直接决议其罪名的树立与否。例如，律师不得向法庭供给明知是虚伪的依据，但并不意味着律师有确保依据实在的职责。实践中，律师往往被苛以过高的实在职责，然后降低了律师伪证罪的证明规范，必定程度上致使部分律师辩解进程中消沉无为。
(三)辩解律师相关于自治安排的从属职责
律师是身份和工作情绪的社会化，决议了其在执业活动中，具有个别性和独立性的特征。可是，律师的这种社会特色并不意味着其行为不受任何束缚。我国律师法规则，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参加所在地的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员享有律师协会规章规则的权力，施行律师协会规章规则的职责，即律师的从属职责。纵观各国的律师办理体制，首要是采纳律师自治的办法，即选用律师协会的自律性办理办法。刑法作为维护性法令，赏罚是第二性的，不能够广泛介入社会生活。由于我国对律师的违纪违规行为短少相应的制裁机制，律师办理体制尚不健全，加之律师伪证罪的某些规则遣词含糊，一般违纪违规行为也能够归入其设定的违法构成里，如此泛赏罚化架空了律师的自律办理，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准则。
四、律师伪证刑事问责准则的完善(一)正确认位律师人物
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法令运转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承当不同职责的法令人加以驻扎和构建，律师、侦控机关、法官等一同构成了司法工作一同体。一同体的一同方针便是完成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寻求同一方针的进程中，依据分工不同扮演着不同的人物。律师则是在对立制诉讼形式下扮演着脱离公权走入私权却仍归于司法工作一同体寻求一同的价值方针的人物。在规范司法行为、为完成公权和私权制衡、促进民主法治确保人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效果。律师的工作特色需求司法者给予支撑和了解。
关于现在我国的律师工作暴露出全体执业本质不高、品德危机感缺失等执业问题，律师的从属安排律师协会要承当起对律师进行工作品德教化、监管律师执业行为、赏罚筛选无良律师的使命。便是说，关于律师情节细微的违规违纪行为，不是直接上升为赏罚手法予以制裁，而应由律师的从属安排加以问责。律师协会应对律师执业树立完好的缜密的职责系统，健全律师办理系统，探究科学的办理程序，定时对律师执业状况进行查核评判;应有必定的行政处分权，对律师违规辩解的行为处以正告、罚款直至撤消律师工作资格证等不相等级的处分，使律师协会能够有用地承当起对律师的领导和监管职责。
(二)慎重对待入罪定性问题
1、立法层面弄清罪行。实践中，绝大部分辩解律师被追查刑责源于违法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的翻供，而翻供的原因则是依据辩解律师的诱惑行为。怎么定性诱惑，辩解律师技巧性问询能否算作诱惑，法令上却不得而知。证人是具有独立品格和行为能力的个别，关于法令规则的照实作证的职责应该能够独立担任;诱惑行为的性质及损害程度实践中难于掌握，罪与非罪的难于区别阐明行为自身社会损害性不大，宜从工作自律的视点予以规范;加之律师仅在为被告人做无罪、罪轻或许减轻、革除刑事职责辩解的职责极限内承当实在职责，以诱惑行为对辩解律师加以科罪往往有苛以过重的客观职责之嫌，故诱惑不该作为罪行描绘呈现。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关于司法工作人员波折作证的行为样态描绘是“暴力、要挟、贿买'诱供的行为并不构成违法。为使律师与司法工作人员得到相等对待，可将律师伪证罪的罪行限定为“以暴力、要挟、贿买等办法指派证人违反现实改动证言或许作伪证的”行为。同理，“协助当事人消灭、假造依据”的协助行为也应是活跃地作为，且情节严峻，关于违法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的伪证行为仅仅消沉地忍受默许以及鼓动策划等精神性协助，不该构成伪证罪。
2、厘清违法形状。在律师伪证罪中，刑辩律师关于自己运用专业技能展开辩解活动的职责往往具有明晰的了解，因而，在施行伪证行为时，都是为了取得对违法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诉讼利益而期望成果的发作，这种对违法成果活跃寻求的情绪不存在听任成果发作的景象，也便是律师伪证罪片面方面扫除了直接成心和过错，只需直接成心才干构成律师伪证罪。而成心违法由于“行为即便没有形成实践的损害成果，但只需存在着形成某种损害成果的风险，就构成违法(风险犯)，故称成心违法为‘行为犯’”。行为犯的成果具有附特色，施行行为对行为犯有决议性效果，而实践发生的违法成果则仅对行为犯的量刑具有含义。
详细到律师伪证罪中，刑辩律师只需施行了法条规则的客观行为，就现已对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次序以及律师的工作品德品德和形象发生了损害，不要求假造的依据在法庭内呈现并左右法庭审判。从程序正义上讲，也不管假造的依据是否为现实真相，消灭或许协助消灭依据的行为，法庭本就无法确认依据是否虚伪，因而，只需刑辩律师施行了伪证的施行行为即可构罪。
(三)科学规范量刑裁判
1、量刑现实的证明规范。
在研究人员对司法人员的查询问卷中显现，96.2%的参加人以为，触及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明，应该到达现实清楚，依据的确、充沛的程度;关于裁夺量刑情节的证明程度，则有67.8%的参加人以为到达存在的或许性较大即可。可见，在我国实践中根本遵从着法定量刑情节选用严厉证明、裁夺量刑情节选用自在证明的形式。律师伪证罪的量刑证明规范，也应采纳法定量刑现实和裁夺量刑现实相区别。法定量刑现实往往对被告人的赏罚发生较大的影响，调整基准刑的比率较大，故要求据以作出判定的依据须到达扫除合理置疑的程度，不然不能够作为量刑依据。相对应的，对裁夺量刑现实的证明程度宜采纳优势依据规范，即只需待证现实存在的或许性显着大于其不存在的或许性，法官可确认待证现实存在，证明进程不用拘泥于严厉的查询程序。如此则适应了简化程序、前进功率的展开趋势，有助于完成诉讼经济准则。
2、确认量刑基准。
量刑基准是指在不同罪名的不同法定刑起伏中，预先拟定的包括详细违法现实与详细违法人状况的基准现实与该基准现实对应的基准刑的总称。律师伪证罪的量刑规范除了要遵从合法性、有用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等准则外，还要遵从我国的局势方针要求。较之其他国家的律师工作，我国的律师工作依然存在较大距离，尤其是刑事辩解准则。因而，建立律师伪证罪的量刑基按时，应尽量处以宽缓的刑事职责，以坚持刑辩律师的执业热心及律师业的全体生机。
详细来讲，关于律师伪证罪的量刑可参阅以下要素确认基准刑：一是依据详细伪证行为性质的恶劣程度以及在假造依据方面的效果巨细给予轻重纷歧的赏罚。律师伪证行为的恶劣程度及在伪证罪中的不同效果标明其寻求虚伪依据的片面恶性巨细。二是依据律师消灭、假造依据数量的多少以及依据在本罪确认中所起到的效果巨细。律师消灭、假造依据的数量及依据的重量决议对律师伪证罪所维护的客体的损害程度。三是依据本罪的性质及本罪或许判处赏罚的轻重。假使本罪是或许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严峻刑事案子，标明其严峻损害了法令所维护的客体，律师伪证躲避赏罚职责的行为无异于站在了社会正义的对立面，对大众心思形成冲击，应当对其追查刑事职责，以确保司法的公信力和威望。
笔者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辅导定见(试行)>施行细则》以及前述事例相关情节及判定状况，测验提出律师伪证罪的量刑参阅。
榜首，构成辩解人、诉讼署理人消灭依据、假造依据、波折作证罪，违法情节一般，社会影响较小，能够在一年至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起伏内确认量刑起点;形成社会影响较大，手法极端恶劣，严峻波折司法次序，导致法官误判错判等严峻成果的，能够在三年至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起伏内确认量刑起点。
第二，在量刑起点根底上，能够依据违法的手法、消灭、假造依据的性质、数量，本罪性质等其他违法现实添加赏罚量，确认基准刑，现已作为确认量刑起点的现实在外。
第三，罪中量刑情节。消灭、假造依据或教唆证人改动证言且为法定量刑情节的依据，每添加一个，可添加二个月至三个月基准刑;消灭、假造依据或教唆证人改动证言且为裁夺量刑情节的依据，每添加一个，可添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基准刑;以暴力、要挟等手法消灭、假造依据或指派证人改动证言的，可添加基准刑的10%-20%;本罪社会影响较大，是可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严峻刑事案子，能够添加基准刑的20%以下;指派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或约束行为能力人供给虚伪证言的，能够添加基准刑的10%以下。
第四，罪前、罪后量刑情节。被告人曾因违反律师工作品德承受过处分，归纳考虑劣迹的性质、时刻距离长短、次数、处分轻重等状况，可添加基准刑的10%以下;当庭自愿认罪，认罪程度完全，悔罪体现显着等，能够削减基准刑的10%以下;活跃合作办案机关追回本罪原始依据，还本来罪原貌的，依据复原依据的性质、重要程度，能够削减基准刑的20%-50%。
3、添加罚金刑的适用。
从法经济学视点，有的人之所以终究挑选了违法，必定是由于存在一个高出机会本钱的违法收益，违法对他而言有利可图。也便是说，机会本钱决议了一个人是否会发生违法的动机，而他终究是否会挑选违法，还要看预期赏罚本钱的巨细。当违法的净收益足以抵消预期赏罚本钱时，他会挑选违法，不然，他将不会违法。
虽然律师的法令工作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较之其他工作更为稠密的公共性质，可是，纵观我国律师伪证罪的事例，没有一同源自法令援助案子，因而，逐利性在律师施行伪证违法时依然是最为首要的意图。
赏罚的意图并非要让罪犯苦楚并使其害怕，而是对其施加一种本钱，以平衡(抵消)违法的收益。当潜在违法人觉得违法无利可图时，天然会作出抛弃违法的理性挑选。从这一视点上讲，罚金关于贪利性违法能够起到较好的震慑效果，一起罚金刑相较于其他赏罚办法，具有履行本钱低价、为国家发明收入、不具有人身性等许多优势。因而，律师伪证罪的赏罚能够引进罚金刑。
关于罚金刑一向存在着不相等性的评论，由于经济被告人承受能力的不同，对不同的人群相等违法处以相等数额的罚金实践效果往往相去甚远。实践上相等与不相等仅仅相对的，肯定的相等历来不曾存在过。罚金的性质不同于赏罚或侵权补偿，其首要的功用不是内部化外部本钱，而是为了震慑违法因而，对律师伪证罪罚金数额不得不从相对相等、最大化发挥赏罚震慑效能的视点确认，即依据对律师的不同震慑效益处以相应的数额。一般来说，罚金数额有必要高于律师在其所署理案子中取得的收益，并依据详细案情(参照前文所述量刑参阅)，辅之以律师年收益的50%-200%的罚金，两者取其高者，这样才干最大化罚金刑在律师伪证罪中的震慑效益。
综上，刑法不该成为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惯例东西，不然既不利于律师工作的前进与展开，也不利于社会法治进程的推动。当下，律师伪证罪遭到诟病的本源不在于法条的存废，而在于法条及量刑的不明晰所导致的过度追查现象。依据律师的人物定位，不该对其苛以过重的职责，对律师违反工作品德品德的行为是否追查刑事职责，应当审慎对待。当然，关于律师职责的正确了解并不意味着放纵刑辩律师的伪证行为，而是要科学构建律师自治办理系统，合理规划律师工作的自治、自律及惩戒准则。关于的确构成违法的伪证行为，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明晰划科罪与非罪的边界，建立量刑现实的证明规范，构建起科学合理的量刑过程及办法，奇妙运用罚金刑对贪利性违法的震慑效果，让法官的自在裁量权以一种看得见的办法体现出来，让罪名在实践使用中挥洒自如、张弛有度，显示司法威望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