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流失凸现国企改制中的法律严重缺位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丢失现象的评论，由“郎顾之争”为总迸发，但是这一评论却总是被引导到“究竟该不该改”、“丢失有多严峻”、“挑选丢失仍是挑选价值降低”等等问题上。事实上，有一个要害的问题一向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便是国企改制中的法令缺位问题。
关于变革，一向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应该说，不断地试错是人类前进的有效途径，因而“不争辩”也是变革进行的保证。但是，“不争辩”只能说是政治上的不争辩、方针上的不争辩。而在现代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法令是调整社会生活的重要东西，与方针等比较，法令更具有刚性。不断试错的变革和刚性的法令之间必定要呈现激烈的抵触。这种抵触，有时候直接导致了一个社会层面的动乱。尽管抵触总是不免的，但法令界在变革进程中的缺位，应该说是抵触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忆变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咱们可以看到，变革进程中法令的修正往往都是被迫的。从“红帽子”之争到国有资产的界定，往往都是先有案子引发了社会争议之后，再来修正相关法令。尽管法令自身和社会发展之间必定存在必定的滞后性，但是，关于一些根本准则方面的问题，法令不能超前但至少也应紧跟吧。但是咱们看到的往往是法令界的团体失语。
单拿证券市场来说，尽管此前国内并没有证券法专业，但这并不意味着证券市场的法令理论就无人知晓，成果呢，一群经济学家加上几个法学人士，不知道怎样就编造出这等准则来。而“同股不同权”、“信息发表不行”、“行政批阅主导”等等问题，莫非就没有法令专家可以看到其结果么?到现在评论“国有股减持”，法令界人士仍然无语，莫非就无人可以从法令上阐释“股权分置”之后的不同股份之间的性质，从法令上对国有股减持提出一个主张么?!
当时国有企业改制，直接涉及到《民法》中的所有权准则。而到现在，既没有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点证明、也没有人从《民法》的视点来证明。究竟该怎样改，又是一帮经济学家、一群媒体加上一堆“管理者”在自说自话，老百姓仍然是云里雾里。
这儿只提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卖掉后，所有者权益应该怎么表现?全民所有企业的出售金钱是应该归中心仍是归当地?这一金钱的用处应不应该受到限制?仍是应该作为对变革中受损者的补偿基金?至今也未见答案。而企业的出让却热闹非凡。至于钱嘛，各地有各地的花法。面临这样的情况，法令界的人士应该作何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