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企业改制政策应该保持连贯

瑞士银行(UBS)投资银行部副主席何迪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凯雷收买徐工案的影响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
何迪说：“我无意点评这起遭到各界广泛重视的事情中，相关参加方的是与非。可是我觉得，这起事情具有标本含义，它触及到一些相关基本方针的拟定问题，并且关乎我国实行入世许诺的问题。
全民竞争性职业、非垄断性职业，是不是能够在拟定方针时就将收买方拒之门外―――不管收买方是民企仍是外资?我觉得不应该。电信、电力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职业，建立禁入门槛则情有可原。”
何迪表明：“凯雷收买徐工引发了大辩论。从大的方面来看，恐怕仍是需要对该事情做更深层次的考虑。这起收买自身，恐怕并无肯定的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至于将来的相关方针走向会怎样，我觉得要看大环境。”
“比方，在欧洲国家之间的收买吞并活动，便是朴实的在商言商。英法、英德、德意之间，其收买吞并买卖，不管金额有多大，只要不触及共用产品，一般都会依据收买两边的志愿来进行。尽管也存在政府约束收买的职业，比方关乎老百姓日子的通用职业，但只要是正常的商业化的收买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干预太多。”何迪说。
他还说：“此前，我国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时，拟定过一个方针：有进有退。这就触及到方针连贯性的问题。国企改制有进有退，退给谁，不外乎民企和外资。我一直觉得，国企改制‘有进有退’这一方针的连贯性不能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