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与实害犯有什么关系关系

据老牌咨询公司零点研讨咨询集团12月发布的“2007零点我国大众城市宜居指数”显现：厦门位居我国宜居城市指数首位。但是与此一起，一场关于PX的热议也在厦门点着。而它的导火索，便是《厦门市要点区域功用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简本。该简本中称：“翔鹭石化PTA一期工程2000年经批阅建造，2002年末试出产。因为该企业初期环保设备不齐备、未经过环保竣工检验即投入出产，醋酸排放大大超出环保批阅的限值要求，对周围居民和新市区居民区发作晦气环境影响，废气污染投诉不断。福建省环保局曾于2003年12月17日发文(闽环监函2003第187号)责令翔鹭石化公司参照国际上PTA出产先进技术和工艺，赶快安排力气展开整改作业。在近三年的出产建造进程中，虽有环保部门的催促监管，企业也在尽力改善环保设备，但是废气污染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强化现有企业内部环境办理、操控环境污染是燃眉之急。”
也便是说，翔鹭石化的污染底子不是“偷偷地排”，而是明火执仗地排，不用恪守国家的法令，也不用理睬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督，更不把周边居民的健康当回事。针对在厦门出产PX的问题，赵玉芬院士以为“PX便是对二甲苯，属风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联苯厂存在特别严峻的安全性风险，是不能接近城市的，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干算安全。”
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则：“违背国家规则，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许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流行症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许其他风险废物，构成严峻环境污染事端，致使公私产业遭受严峻丢失或许人身伤亡的严峻成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许拘役，并处或许单处分金;成果特别严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分金。”[1]从该条文咱们能够得出：在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中，是以污染或损坏环境行为实践构成环境污染或损坏，或构成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产业实践损害的成果作为建立环境违法的构成要件之一。也便是说，我国关于惩治损害环境罪的立法中只规则了实害犯，而对风险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风险犯——均没有追查刑事责任，予以惩罚制裁。其次，我国刑法学界遍及都以为：“本罪的片面方面是过错。” [2]，但是，如前文所述，福建省环保局曾责令翔鹭石化赶快安排力气展开整改作业，而翔鹭石化却置之不理，其对构成严峻环境污染的成果显然是明知的。第三，本罪的刑事责任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许拘役，并处或许单处分金;成果特别严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分金。”咱们知道，凡构成严峻环境污染的，其成果都是适当严峻的，而咱们的惩罚却又是极端细微的。
一、严峻环境污染事端罪风险犯与实害犯之争
(一)风险犯与实害犯的联系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风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所谓风险犯，是指行为人施行的损害行为构成法令规则的发作某种损害成果的风险状况作为既遂标志的违法。[3]而实害犯则是指行为已对受维护的法益构成了实践损害的违法。[4]风险犯之所以不以实害的成果为构成要件要素，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所侵略的往往是重要的社会联系，这类社会联系一时遭受实践的损害，一般会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构成不可估计的丢失，因而有必要将风险成果设定为侵略这类社会联系的违法的构成要件要素，以完成刑法对严峻法益的充沛、有用的维护。咱们看到，在我国刑法中，风险犯被首要规则在损害公共安全罪、损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次序罪以及波折社会办理次序罪傍边，如放火罪、投进风险物质罪、波折流行症防治罪等等。细心研讨这些罪名，咱们发现，它们所指向的法益都具有不明确性，行为人对此既无法意料也无法加以详细操控。并且，法益遭受侵略的规划或许处于随时扩展的状况。如假药终究会对多少人的生命、健康构成严峻要挟，事前是无法作出精确判别的。这就意味着假如咱们坐等行为构成严峻成果后刑法才予以介入，就会构成难以估计的丢失，这就为立法者将堵截违法的防地向前推动然后创设独立的风险构成要件供给了必定的依据。[5]因为风险犯的行为具有引起实害成果的高度风险性，因而，实害犯相对应的应为风险犯的成果加剧犯，即行为人故意地施行具有内涵地发作重成果的高度风险性的根本违法行为，至少过错地引起了重成果的发作。[6]
(二)我国严峻环境污染事端罪实害犯的规则晦气于环境维护，且关于人民群众生命产业安全构成了严峻要挟
从严峻环境污染事端罪所侵略的直接客体来说，其严峻的社会损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以翔鹭石化为例，PX设备的首要原料及产品均为对人体有害的污染物质，其间苯为对人类具有致癌效果。一起，与各国的大型化工项目做比照，翔鹭的规划是最大的，与市区的间隔却是最小的，假如发作爆炸或许走漏就能够消灭整个城市，污染整个闽南地区。此外，厦门周边海域有很多珍稀海洋生物，如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对水质要求十分高，在没有建大型化工项意图情况下数量姑且日渐稀疏，假如大型化工企业再往海里排污，将会给这些名贵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因而，假如污染和损坏环境的行为给刑法所维护的社会权益构成严峻要挟，使其处于风险状况，而未加以违法化，仅仅消极地等候环境污染和损坏行为构成生命、健康、公私产业和生态系统严峻丢失时，才依维护生命或身体法益或产业法益的传统刑法条款或有限的维护环境权益的条款科罪量刑，充其量仅仅亡羊补牢，悔之晚矣。
(三)实害犯的规则晦气于司法机关的提早介入
《厦门市要点区域功用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简本一出，许多民众不理解，咱们的司法机关为什么不发动司法程序，追查其刑事责任。这样一家失掉根本诚信的违法企业，为何无须承担其相应的法令成果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详细使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中规则：具有下列景象之一的，归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和第四百零八条规则的“公私产业遭受严峻丢失”：(1)致使公私产业丢失三十万元以上的;(2)致使根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处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根本功用损失或许遭受永久性损坏的;(3)致使森林或许其他林木逝世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许幼树逝世二千五百株以上的。但是，现实情况是，环境污染是一个量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污染常常是透过广阔的空间和持久的时刻，经过多种要素复合累积今后，才逐步构成或扩展的。其所构成的损害是继续不断的，并不会因损害行为的中止而当即中止，往往要在生态环境中继续效果一段时刻。假使严守传统违法的适当因果联系理论，必然因证明的困难而将部分生态违法漏出法网。何况有适当一部分生态违法损害的是全人类，并无详细被害人。[7] 而确认环境违法刑事责任的关健问题，在于有必要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成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联系。法无明文规则不为罪，没有的确充沛的依据，司法机关当然也就无法发动司法程序。
我国惩罚的意图是防备违法。因而，防备和保证功用是刑法的根本功用，经过刑法的震慑和惩戒能够促进行为人对其行为构成的风险成果引起高度的注重和责任感，下降发案率。因而，在立法上添加对严峻环境污染事端罪风险犯的规则，有利于充沛发挥刑法的防备、指引效果，使违法者能预知自己的行为或许发作的刑事成果，使司法机关能有用地行使其维护人民生命产业安全的功能，然后使得人们更为慎重地对待天然生态环境。
(四)我国刑法处分严峻环境污染事端罪风险犯的规划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则看，不乏对风险犯处分的条款，许多罪的违法构成都不要求有实害成果。如第116条投进风险物质罪、第330条阻碍流行症防治罪等等。这些损害行为使刑法所维护的社会权益所在的风险状况，并不必定比某些损害环境行为使刑法所维护的环境权益所在的风险状况愈加“风险”，其社会损害性，也并不必定比某些损害环境行为所足以构成的社会损害性愈加“严峻”。因而，在现行刑法中增设惩治严峻环境污染事端罪风险犯的条款，是对现行刑法的开展与完善。一起，环境问题是全人类一起面对的问题，尽管各国的环境问题有程度上、形式上、时刻上的差异，但在环境问题发作的本源、开展进程及管理和防备办法上却有着极大的相通性。在惩治环境违法问题上也相同。因而，适当地学习国外有关处分环境违法风险犯的规则也是必要的。从世界各国惩治环境违法的立法上看，实害成果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环境违法构成的必要条件。如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令规则，只需从事法令所制止的行为或许不实行法定责任，有或许构成环境污染或损坏，足以对人的健康和产业构成损害，就能够构成违法。
由此，笔者主张，今后在修正刑法时，增设严峻环境污染事端罪的风险犯，即只需违背国家规则,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许放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流行症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许其他风险废物，足以给公私产业或许大众生命、身体带来风险，没有构成严峻成果的就构成违法。假如构成了实践损害成果，即实害犯，则加剧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