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债权人和刑事被害人对财产权利的放弃有什么影响

【案情】
2003年4月至2013年9月期间，被告人余某以运营医疗器械需求资金为名，以30%至60%的高额年利率为钓饵向16人不合法集资16152.8万元，案发时除偿还部分本金和付出部分利息外，仍有12994.78万元未偿还。余某将大部分集资款用于赌博、购买房产、高级轿车、奢侈品及个人浪费。案发前，其间两名被害人池某和何某别离经过书面和口头方式，标明对余某未偿还的共4140.89万元本金予以抛弃。
两名被害人抛弃产业权力对余某集资欺诈数额是否发生影响?
第一种定见以为，池某和何某抛弃权力，应视为余某现已偿还该笔金钱，还标明余某无需承当包含刑事职责在内的全部对应的法令职责，故4140.89万元不该视为余某的集资欺诈数额。
第二种定见以为，民事债务人与刑事被害人对产业权力的抛弃关于民事和刑事法令联系中的对方当事人职责承当存在不同影响。一起，案发前被害人抛弃产业权力的社会危害性远大于被告人案发前偿还赃物。因而，池某和何某所抛弃的4140.89万元不能从违法数额中除掉，仍应认定为余某的违法数额。
【分析】
笔者附和第二种定见。
1.民事债务人和刑事被害人对产业权力的抛弃对对方当事人民事与刑事职责发生不同影响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定见》第五十八条的规则，债务人能够在不损害国家、团体和别人合法权力的基础上抛弃自己的实体权力。一起又因民事权力和民事职责归于私法范畴的法令联系，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是维护两边当事人实在意思标明，对当事人实在意思标明赋予法令效力，表现的是两边当事人之间的相等联系。因而，当债务人抛弃其权力时，债务人就当然革除对应的民事职责。而刑事权力和刑事职责归于公法范畴的法令联系，法令着重的是强制性而非意思自治，首要表现的是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单向遵守的不相等法令联系。因而，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对其权力的抛弃尽管能够影响其本身权力的完成，但并不能影响国家对被告人所要追查的强制性刑事职责，包含判处自在刑和产业刑等惩罚性刑事职责和追缴或责令退赔赃物等产业性刑事职责。本案中，池某和何某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而非民事债务人，其抛弃的是刑事权力而非民事权力。因而，余某仍需承当相应的惩罚性和产业性刑事职责，池某和何某抛弃产业权力的行为对余某刑事职责的承当不发生影响。
2.案发前被害人抛弃产业权力与被告人已偿还赃物表现不同社会危害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合法集资刑事案件详细使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则，集资欺诈数额应是指行为人实践骗得的数额，即指案发前实践未偿还的数额。而所谓实践未偿还的部分，是指客观上没有偿还，不该包含被害人抛弃的部分。这是由于，欺诈罪所侵略的客体是公私产业全部权，正是由于被告人实践未偿还产业导致损害了被害人的产业全部权，然后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此刻刑法才要求追查被告人的刑事职责。而案发前被害人尽管抛弃对被告人的产业权力，但客观上被告人仍然没有偿还被害人产业，被告人仍然侵略了被害人的产业全部权，被告人违法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因而而发生变化。本案中，池某和何某虽抛弃其对余某的产业权力，但余某在案发前客观上并未偿还该笔金钱，因而该4140.89万元仍属余某的违法所得，不能除掉，其集资欺诈数额应为12994.78万元。
3.被害人抛弃的产业应当上缴国库
如前所述，被害人对产业权力的抛弃对被告人刑事职责不发生实质性影响。因而，法院在刑事判决主文部分，除要列明惩罚性刑事职责外，一起仍应列明被告人的产业性刑事职责，法院对该产业性刑事职责仍要予以履行。与此一起，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则：关于违法分子违法所得的全部资产，应当予以追缴或许责令退赔;关于被害人的资产，应当及时返还。上述规则虽未清晰被害人抛弃的产业性权力在履行到位后归谁全部，但笔者以为，被害人抛弃的产业与民法上的无主物相似，应当对该产业收归国有，上缴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