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来源：听讼网整理 2018-09-27 12:52
2010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处理自首和建功若干详细问题的定见》(法发[2010]60号，以下简称《定见》)。《定见》进一步规范了自首、建功的确认规范，严厉了确认程序，清晰了从宽起伏，对精确处理自首、建功问题，正确遵循宽严相济刑事方针和“保存死刑，严厉操控和稳重适用死刑”方针，进一步进步刑事审判作业的质量和功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为便于精确了解和适用《定见》，现就由听讼网小编就其拟定进程、根本准则和首要内容作一扼要介绍。
一、拟定进程
自首和建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非常复杂、争议较大的问题。刑法总则仅用第六十七、六十八两个条文作了准则性规则，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建功详细运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以下简称《解说》)用七个条文对此作了细化规则。但近年来，违法分子投案、供述自己的罪过、检举揭露别人违法、帮忙公安人员捕获其他罪犯的方法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新类型“自首”、“建功”时有呈现。刑法和《解说》因拟定时刻早、规则较准则，已不能彻底处理新问题、新状况。例如，交通肇事后不逃逸是否构成自首，经过贿买等不正当途径获取别人违法头绪是否构成建功，等等，都没有清晰规则，形成司法实践中法令适用纷歧致，量刑不均衡。
为了进一步规范自首、建功的确认规范、查验程序和从宽起伏，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对出台自首、建功问题司法文件予以立项，经过长时刻广泛深化调查研讨，屡次举行专家证明会进行证明，并寻求有关部门的定见，根本取得一致后，又经重复修正完善，终究形成了此《定见》。
《定见》的首要内容共八个部分，包含：(1)“自动投案”的详细确认;(2)“照实供述自己罪过”的详细确认;(3)“司法机关还未把握的自己其他罪过”和“不同种罪过”的详细确认;(4)建功头绪来历的详细确认;(5)“帮忙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的详细确认;(6)建功头绪的查验程序和详细确认;(7)自首、建功依据资料的查看;(8)对自首建功的被告人的处分。
二、根本准则
《定见》的拟定，首要坚持了以下根本准则：
一是精确把握自首、建功的确认条件和从宽处分起伏。司法实践对自首、建功的确认和从宽处分的把握，存在过严和过宽两种倾向。《定见》从自首、建功的实质动身，依据契合立法原意和有利于遵循宽严相济刑事方针，进一步清晰了自首、建功的确认规范和从宽处分的根本准则，使其既不过苛刻，也不过广泛，更契合司法实践，更简单被社会接受。
二是从实践动身，立足于处理首要问题。自首、建功的法令适用问题较多，有的不合较大。《定见》以满意实践需求为动身点，对司法实践中较常见的问题提出详细清晰、操作性较强的定见，而对那些较少呈现或许暂未有较老练定见的单个问题，则未作规则。
三是在现行法令和司法解说结构内对自首、建功的详细确认和从宽处分准则予以细化。《定见》在现行法令结构下对刑法和司法解说的有关规则予以细化、清晰和完善，效能低于司法解说，在适用进程中能够进一步搜集问题，总结经验，逐步完善。
三、“自动投案”的详细确认
1、自动投案的表现方法
所谓“自动投案”，一般是指违法嫌疑人在违法后、归案前，出于自己毅力而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招认自己施行了违法，并自愿置于上述单位和人员的操控之下，等候法令制裁的行为。自动投案的实质属性是投案的自动性和自愿性。自动投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典型的自动投案，即《解说》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则的“违法现实或许违法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许虽被发觉，但违法嫌疑人没有遭到讯问、未被采纳强制措施时，自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许人民法院投案”;第二种是视为自动投案的景象，尽管不彻底具有典型自动投案的特征，但表现了投案自动性和自愿性的实质属性。《定见》依据司法实践中呈现的新状况，在《解说》第一条第(一)项规则的七种应“视为自动投案”的景象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四种景象，鉴于司法实践中或许还会呈现新的景象，《定见》还设立了兜底条款。
2、“明知别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的景象
《定见》添加的第二种景象，是“明知别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抓捕时无拒捕行为，招认违法现实的”。违法嫌疑人作案后尽管没有亲身报警，但在明知别人报案的状况下有时机逃走而未逃走，留在现场等候抓捕，即“能逃而不逃”，这种景象表现了其自动、自愿将自己交给法令制裁的意图，对操控违法嫌疑人有必定含义，故应当确以为自动投案。可是，假如违法嫌疑人系因受伤、醉酒、被大众围住等客观因素而未能逃跑，或许停留现场是寻觅作案时机、持续作案而非等候抓捕，则不能确以为自动投案。
3、“形迹可疑”型自首
关于《定见》第一条第二款规则的“形迹可疑”型自首的确认，需求把握的要点是自动告知违法现实对确认违法嫌疑人是否具有实质含义，由于自首表现了违法嫌疑人的悔罪情绪，能够避免其留在社会上持续违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完成司法的经济性。仅因形迹可疑被盘查、教育后自动告知违法现实，若有关部门并未把握其他依据，则其自动告知对确认违法嫌疑人具有决议性的实质含义，应确以为自动投案;若有关部门在其告知时或许告知后即在其身上、随身物品、交通工具等处搜获与违法有关的物品，则即便其不告知，有关部门仍可把握违法依据，故此类景象下的告知对确认违法嫌疑人不具有实质含义，一般不能确以为自动投案。
上述景象在毒品违法案子中较为多见。例如，公安机关设卡例行查看时发现或人神色紧张，形迹可疑，遂对其进行盘查，此人即告知了运送毒品的违法现实，公安人员随后在其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内抄获毒品，这类景象就不能确以为自动投案。当然，假如与违法有关的物品是经过正常作业方法难以发现的，如或人运送毒品时发现前方500米处有查看站，行将毒品埋在路旁边，该人在查看站因神色紧张而被盘查，即告知了违法现实并带领公安人员找到了埋藏的毒品，此刻的自动告知对确认违法嫌疑人就具有实质含义，能够确以为自动投案。关于其他相似景象，能够依据上述规则的精力详细把握。
4、交通肇事罪的自首
交通肇事后维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陈述的能否确以为自动投案，实务界和学界均存在很大争议，在《定见》拟定进程中也有不同定见，亟需清晰规范。
以为此景象不能确以为自首的理由是：(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清晰规则维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陈述是违法嫌疑人的法定责任，既然是实行法定责任，就不该当再重复点评。(2)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对交通肇事罪规则了三种景象的量刑起伏，其间对未逃逸的景象规则了较轻的法定刑，对逃逸的景象特别规则了较重的法定刑。刑法没有任何一种违法因行为人逃逸即规则加剧处分，标明刑法也以为交通肇事违法嫌疑人维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陈述是其法定责任，不是自首，不须给予自首从轻或许减轻处分的待遇;相反，如不实行法定责任，应加剧处分。(3)对违法嫌疑人实行法定责任的行为不确以为自首，不必定引发鼓舞肇事者逃逸的负面效果。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地方，如浙江省正式规则此种行为不属自首，《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则仍然履行得很好。这是由于逃逸与不逃逸行为的法定刑起伏彻底不同，处分成果差异较大。即便逃逸后又自首的，由于只能在更重的法定刑起伏内从宽，也不会呈现量刑失衡。单个减轻处分的，只需有特别景象，也契合罪刑相适应准则。
以为此种景象应确以为自首的理由是：(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虽明文规则维护现场、抢救伤员、向公安机关陈述是违法嫌疑人的法定责任，但与刑法上确认其为自动投案并不矛盾，后者是对前者的支撑、鼓舞。(2)假如否定交通肇事存在自首，而招认其他责任事故存在自首，显着会导致交通肇事罪与其他责任事故违法的不协调。(3)此景象确以为自首，有利于鼓舞肇事者在最短时刻内抢救伤者;反之，有或许滋长逃逸行为，发作不良社会效果。(4)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种量刑起伏内的不逃逸并不等于自动投案，实践中还存在许多既未逃逸也未自动投案的景象。(5)自首是刑法总则规则的量刑准则，应对刑法分则个罪契合自首构成要件的景象遍及适用。
经研讨，咱们赞同后一种定见。一同为保证一致法令适用后有杰出的导向和效果，将此景象规则为：“交通肇事后维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陈述的，应确以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的，因上述行为一同系违法嫌疑人的法定责任，对其是否从宽、从宽起伏要恰当从严把握。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照实供述自己罪过的，应确以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决议对其是否从宽处分和从宽处分的起伏。”
5、选用绑缚手法“送子归案”的景象
在《定见》拟定进程中，对亲属选用绑缚手法“送子归案”的景象能否确以为自首也存在较大争议。有观念以为，此种景象与《解说》第一条第(一)项中的亲朋“伴随自首”、“送子自首”无实质不同，违法嫌疑人亲属放弃亲情而将嫌疑人交给国家审判，意图是使嫌疑人得到从宽处分，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应予必定和鼓舞，因而应视为自动投案。
咱们经重复酌量后以为，违法嫌疑人被亲朋选用绑缚等手法送到司法机关，或许在不明知的状况下被亲朋带领侦办人员前来捕获的，由于嫌疑人并无投案的自动性和自愿性，彻底是被迫归案，将此确以为自动投案既不契合自首的实质特征，也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准则，并且破坏了人们关于自首的一般理念。因而，上述景象不宜确以为自动投案。
可是，法令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应予充沛必定和活跃鼓舞，在量刑时一般应当考虑违法嫌疑人亲朋的志愿，参照法令对自首的有关规则酌情从轻处分。当然，假如违法嫌疑人亲朋是出于对嫌疑人的怨恨而施行“送子归案”等行为，并不要求对嫌疑人宽大处理，在量刑时也能够不予从轻处分。
四、“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的详细确认
1、不照实供述身份等状况
在调研中发现，违法分子到案后不照实告知身份等根本状况的越来越多，有的是“体面”问题，但恰当一部分是妄图隐秘漏罪或许前科状况。前者说不上有片面歹意，后者则违背了自首的立法原意，既影响到精确、及时、有用地打击违法，也晦气于监所办理。因而，《定见》规则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应包含供述首要违法现实和名字、年纪、作业、住址、前科等状况，并对怎么确认照实告知身份进行了清晰。以不照实供述身份是否影响科罪量刑为规范，假如违法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状况与实在状况虽有不同，但不影响科罪量刑的，照实在年纪为22岁，但谎报为19岁，可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假如违法嫌疑人自动投案后隐秘自己的实在身份等状况，如冒用别人名字妄图隐秘前科状况，影响对其科罪量刑的，则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司法实践中或许还会呈现隐秘身份的其他景象，能够依据隐秘的内容是否影响科罪量刑为规范进行剖析判别。
2、“首要违法现实”的确认
《解说》第一条第(二)项规则：“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是指违法嫌疑人自动投案后，照实告知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学术界有观念以为，首要违法现实，是指对违法嫌疑人行为的性质确认有决议含义的现实、情节(即科罪现实)以及对量刑有严峻影响的现实、情节(即严峻量刑现实);而所谓“对量刑有严峻影响的现实、情节”，则是指决议着对违法嫌疑人应适用的法定刑层次是否升格的情节，以及在整体损害程度上比其他部分现实、情节更大的现实、情节。咱们根本赞同这种观念。首要违法现实首要包含科罪现实，自不待言，而关于量刑现实，则应区别已照实供述与未照实供述部分的严峻程度，决议是否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
关于违法嫌疑人屡次施行同种罪过的，《定见》规则，确认是否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的根本规范，是已告知的违法现实与未告知的违法现实的损害程度，并规则了区别违法情节与违法数额两个详细规范，即照实告知的违法情节重于未告知的违法情节，或许照实告知的违法数额多于未告知的违法数额，一般应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在这儿，违法数额的多少一般都有比较清晰的边界，而违法情节的轻重，则要依据情节的损害程度、对量刑的影响加以判别。如，被告人掠夺作案三起，其间第三起致人逝世，被告人投案后照实告知了前两起，隐秘了第三起，由于致人逝世的一同违法对量刑有决议性的影响，照实告知的违法情节轻于未告知的违法情节，故不该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
需求留意的是，上述规范不只能够适用于违法嫌疑人屡次施行同种罪过的景象，在违法嫌疑人仅施行一次违法过为的景象下也能够参照适用。如，违法嫌疑人开枪将被害人打身后投案，谎报系枪支走火致死，由于嫌疑人隐秘了持枪杀人这一对科罪量刑具有决议性影响的违法情节，因而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在一起违法的场合下，违法嫌疑人投案后推、揽罪责，隐秘严峻违法情节的，也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如，违法嫌疑人结伙入户掠夺，其直接致死一人，劫得资产数千元，但其自动投案后仅照实告知参加掠夺的根本现实，隐秘了自己直接致死被害人的要害现实。在此景象下，违法嫌疑人尽管照实供述了参加掠夺的现实，但未照实供述直接致人逝世这一更严峻的违法情节，故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
还需求留意的是，《定见》对“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和“照实供述身份”的确认选用了不同的规范。只需照实供述的违法现实对量刑的影响大于所隐秘的现实，就能够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而只需隐秘的身份状况对量刑有影响，就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例如，违法嫌疑人施行一般掠夺违法三起，三起掠夺的违法情节大致恰当，自动投案后照实告知了两起，可确以为自首;若其自动投案后照实告知了三起，但为隐秘其偷盗前科而不照实供述身份，则不能确以为自首。在这儿，尽管其隐秘的一同掠夺罪过对量刑的影响或许要大于偷盗前科，但如前所述，不照实供述身份对司法实践的损害很大，既或许导致冤假错案的发作，又糟蹋诉讼资源，影响诉讼功率，因而《定见》对不照实供述身份的景象规则了较为晦气的法令结果。
此外，“首要违法现实”之“首要”，是相关于“非有必要”而言的，假如用百分比表明，“首要”是超越50%。因而，《定见》规则，在无法区别已告知的与未告知的违法情节的严峻程度，或许已告知的违法数额与未告知的违法数额恰当的景象下，一般不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
3、“照实供述”的时刻约束
《解说》规则，违法嫌疑人自动投案并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后又翻供的，不能确以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定前又能照实供述的，应当确以为自首。相应地，被告人在一审阶段翻供、二审阶段又照实供述的，则不能确以为自首;一审确以为自首，被告人在二审阶段翻供的，也不能改动自首的确认。从《解说》规则的精力能够看出，照实供述有必要是在司法机关把握首要违法现实之前，才干表现悔罪情绪，节省司法资源。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违法嫌疑人投案后一向未自动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有的是在侦办机关把握依据后才告知，有的是在一审庭审中才告知，还有的乃至是在二审庭审中才告知，在此景象下，违法嫌疑人尽管自动投案，但投案后不自动照实供述，表现不出其悔罪情绪，案子得以侦破首要依托侦办机关的尽力，未表现出节省司法资源的主旨，故不能确以为自首。违法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尽管投案初期没有告知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但在司法机关把握其首要违法现实之前自动告知的，还应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
五、“司法机关还未把握的自己其他罪过”和“不同种罪过”的详细确认
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和《解说》第二条的规则，被采纳强制措施的违法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照实供述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罪过，与司法机关已把握的或许判定确认的罪过属不同种罪过的，以自首论。这在理论上一般称为“余罪自首”。对怎么确认“司法机关还未把握”和“不同种罪过”，实践中存在必定争议，《定见》对此进行了清晰。
1、“司法机关还未把握”的确认
司法实践中，对被采纳强制措施期间交待被通缉、被网上追逃(即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的其他罪过，能否确以为“司法机关还未把握”，存在不合定见。一种定见以为，判别司法机关是否把握应当脚踏实地，以采纳强制措施的司法机关是否实践把握为规范。另一种定见以为，假如该司法机关在通缉令发布规模之内，或许该罪过已网上追逃，就应以为已把握。
咱们赞同后一种定见，理由是：近年来跟着电脑网络技术的不断推行遍及，全国公安机关的网上追逃体系已得到广泛运用，公安力气在恰当程度上被有用整合为一体。公安机关捕获违法嫌疑人后有上网比对的责任和作业程序，只需余罪被通缉且该公安机关又在通缉令发布规模之内，或许余罪被网上追逃，一般都能够查实。因而，《定见》清晰，假如余罪已被通缉，而采纳强制措施的司法机关又在通缉令发布规模之内，或许余罪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的，应视为司法机关已把握，不然，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实践把握该罪过为规范。
2、“不同种罪过”的确认
何为“同种罪过”，何为“不同种罪过”，司法实践中一般是以罪名区别，这一规范便于操作，但关于所涉违法系选择性罪名等景象，各地把握的规范纷歧，导致在是否确以为自首、是否从宽处分方面差异较大。因而，《定见》规则，对不同种罪过的确认，首要要以罪名区别，罪名不同的，还要考虑余罪与已把握的违法是否归于选择性罪名或许在法令、现实上亲近相关，罪名不同且不属选择性罪名，在法令、现实上也没有亲近相关的，才干确以为不同种罪过。详细规范是：
(1)照实供述的其他违法与司法机关已把握的违法为选择性罪名，如已把握的是私运毒品罪过，又供述了制作毒品罪过，仍属同种罪过;
(2)照实供述的其他违法与司法机关已把握的违法在法令、现实上亲近相关，如因纳贿被采纳强制措施后，又告知因纳贿为别人获取利益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应确以为同种罪过。
在司法实践中，法令、现实相关的景象在掠夺、强奸等违法中较为多见。例如，司法机关已把握了违法嫌疑人的一同掠夺违法过为，其又照实供述了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该起掠夺后杀人灭口的违法过为，因掠夺罪与成心杀人罪系同一次违法的接连行为，故应当确以为同种罪过。另一种景象是，司法机关已把握了违法嫌疑人的一同掠夺违法过为，其又照实供述了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另一同掠夺并杀人灭口的违法过为，此刻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成心杀人罪与现已把握的掠夺罪在法令、现实上都没有相关性，故应当确以为不同种罪过。
六、建功头绪来历的详细确认
在司法实践中，违法分子为取得从宽处分，有时会不择手法地以贿买、暴力、钳制、诱惑违法等非法手法，或许经过违背监管规则获取别人违法头绪，而有才干、有时机取得上述头绪的往往又是首要分子、主犯、再犯和黑恶势力违法分子，对上述景象若确以为建功，违背了建功准则的初衷。因而，《定见》对建功头绪来历作了必要的约束，违法分子将从以下几种途径获取的别人违法头绪予以检举揭露的，均不能确以为建功：(1)经过贿买、暴力、钳制等非法手法获取的头绪;(2)被羁押后与律师、亲朋会晤进程中违背监管规则获取的头绪;(3)自己以往查处违法职务活动中把握的头绪;(4)从负有查处违法、监管责任的国家作业人员处获取的头绪。
参照上述规则的精力，违法分子检举揭露对合违法过为的，也不能确以为建功。所谓对合犯，或称对向犯，一般以为是指施行行为者两边互为完成特定违法构成的必要条件，或许说互为施行违法的对方，如纳贿与纳贿、拐卖妇女与收购被拐卖的妇女、出售毒品与购买毒品，等等。以纳贿与纳贿为例，纳贿人告知纳贿人的，只能确以为照实供述其纳贿违法现实，而不能一同确以为揭露别人纳贿违法，由于这是纳贿人照实供述自己罪过的必定内容，并且，这一违法头绪是纳贿人经过贿赂的非法手法获取的，在头绪来历上具有不正当性，故不能确以为建功。当然，假如纳贿人检举揭露的是纳贿人的其他纳贿违法，则能够确以为建功。
关于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的违法分子亲朋代为“建功”的景象，由于刑法规则的建功主体只能是“违法分子”，唯此才干表现出其“将功赎罪”的悔罪情绪，故对与违法分子无关、朴实由其亲朋施行的“建功”行为，对其亲朋应由社会予以奖励，不宜确以为违法分子的建功表现。
七、“帮忙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的详细确认
《解说》第五条规则：“帮忙司法机关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包含同案犯)的，应当确以为有建功表现。”司法实践中对怎么确认“帮忙抓捕”把握的规范不尽一致。《定见》清晰了四种可确以为帮忙抓捕的景象和一种不能确认的景象。
四种能够确认的景象是：(1)依照司法机关的组织，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法将其他违法嫌疑人(包含同案犯)约至指定地址的;(2)依照司法机关的组织，当场指认、辨认其他违法嫌疑人(包含同案犯)的;(3)带领侦办人员捕获其他违法嫌疑人(包含同案犯)的;(4)供给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其他案子违法嫌疑人的联络方法、躲藏地址的，等等。
鉴于同案犯的根本状况(包含同案犯的名字、住址、体貌特征等信息)归于违法分子应当供述的领域，而违法前、违法中把握、运用的同案犯联络方法、躲藏地址，则归于预谋、施行违法的领域，也是违法分子应当供述的内容，因而，《定见》规则违法分子只是供给上述信息，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确以为帮忙抓捕同案犯。可是，假如依照司法机关的组织，将同案犯约至指定地址、当场指认同案犯，或许带领侦办人员捕获同案犯的，则可确以为建功，由于此类帮忙，违法分子彻底能够不予合作，而其一旦自动、活跃帮忙，个人则要接受必定压力、承当必定危险，因而应当经过确以为建功予以“鼓舞”。
八、对自首、建功的被告人的处分
1、自首对量刑的影响一般大于建功
《定见》规则：“相似状况下，对具有自首情节的被告人的从宽起伏要恰当宽于具有建功情节的被告人。”之所以这样规则，首要是考虑到自首情节对每一名违法分子时机均等，而建功不是人人都有时机，且自首比建功更能充沛表现出违法分子的悔罪情绪，故对自首的确认规范和从宽起伏的把握要更宽一些。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9月印发的《人民法院量刑辅导定见(试行)》(法发[2010]36号)规则，关于自首情节，能够削减基准刑的40%以下，违法较轻的能够削减基准刑的40%以上或许依法革除处分;关于建功情节，一般建功的能够削减基准刑的20%以下，严峻建功的能够削减基准刑的20%-50%，严峻建功且违法较轻的能够削减基准刑的50%以上或许依法革除处分。上述规则也表现了这种方针精力。
2、自首、建功情节与从重情节并存案子的处理
《定见》规则，对具有自首、建功情节(包含严峻建功)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分、从宽处分的起伏，应当从违法过为，片面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自首、建功的详细情节三方面归纳考虑，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分。这儿的“一般应”着重的是没有其他特别状况的都要从宽，以精确遵循宽严相济刑事方针精力，争夺更好的法令效果和社会效果。假如案子一同具有自首、建功情节和累犯、毒品再犯等法定从重情节，或许违法情节特别恶劣、违法结果特别严峻、片面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等裁夺从重情节，在调查违法过为和片面恶性、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要要点剖析各种量刑情节的性质及详细状况，如自首的自动性、建功的巨细、累犯的前罪的性质和严峻程度等等，依据各情节反映的社会损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程度，详细考量每个情节对赏罚裁量的影响，终究确认从宽、从重处分或许将从宽、从重情节予以抵消。
3、一起违法的量刑平衡
在一起违法案子中，对具有建功情节的被告人量刑时，要特别留意一起违法人之间的量刑平衡。对此把握的一般规范是“功是否足以折罪”。由于建功准则的动身点是鼓舞违法分子检举揭露其他违法，以更充沛地完成刑法惩治违法、预防违法的意图。建功不大，关于惩治违法、预防违法的社会含义相应不大，对建功者从宽处分的起伏就不该该大;建功虽大，但若建功者的罪过非常严峻，假如从宽处分或许从宽的起伏过大，对其处分的刑法效果就会削弱，所以，即便从宽，起伏也不宜过大。例如，在毒品违法案子中，“毒枭”把握的违法头绪和建功时机相对较多，但其罪过严峻，“马仔”的罪过较轻，但不简单取得建功头绪，假如对有建功情节的“毒枭”从宽起伏过大，会导致同案犯量刑失衡，赏罚赏罚和预防违法的功用就无从表现。
依据上述考虑，《定见》对首要分子、主犯帮忙抓捕位置、效果较次的同案犯，首要分子、主犯帮忙抓捕罪过相同严峻的非同案犯，位置、效果较次的违法分子帮忙抓捕首要分子、主犯三种景象进行了区别，这三种景象的建功对量刑的影响是由小到大的递进联系。
一、拟定进程
自首和建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非常复杂、争议较大的问题。刑法总则仅用第六十七、六十八两个条文作了准则性规则，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建功详细运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以下简称《解说》)用七个条文对此作了细化规则。但近年来，违法分子投案、供述自己的罪过、检举揭露别人违法、帮忙公安人员捕获其他罪犯的方法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新类型“自首”、“建功”时有呈现。刑法和《解说》因拟定时刻早、规则较准则，已不能彻底处理新问题、新状况。例如，交通肇事后不逃逸是否构成自首，经过贿买等不正当途径获取别人违法头绪是否构成建功，等等，都没有清晰规则，形成司法实践中法令适用纷歧致，量刑不均衡。
为了进一步规范自首、建功的确认规范、查验程序和从宽起伏，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对出台自首、建功问题司法文件予以立项，经过长时刻广泛深化调查研讨，屡次举行专家证明会进行证明，并寻求有关部门的定见，根本取得一致后，又经重复修正完善，终究形成了此《定见》。
《定见》的首要内容共八个部分，包含：(1)“自动投案”的详细确认;(2)“照实供述自己罪过”的详细确认;(3)“司法机关还未把握的自己其他罪过”和“不同种罪过”的详细确认;(4)建功头绪来历的详细确认;(5)“帮忙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的详细确认;(6)建功头绪的查验程序和详细确认;(7)自首、建功依据资料的查看;(8)对自首建功的被告人的处分。
二、根本准则
《定见》的拟定，首要坚持了以下根本准则：
一是精确把握自首、建功的确认条件和从宽处分起伏。司法实践对自首、建功的确认和从宽处分的把握，存在过严和过宽两种倾向。《定见》从自首、建功的实质动身，依据契合立法原意和有利于遵循宽严相济刑事方针，进一步清晰了自首、建功的确认规范和从宽处分的根本准则，使其既不过苛刻，也不过广泛，更契合司法实践，更简单被社会接受。
二是从实践动身，立足于处理首要问题。自首、建功的法令适用问题较多，有的不合较大。《定见》以满意实践需求为动身点，对司法实践中较常见的问题提出详细清晰、操作性较强的定见，而对那些较少呈现或许暂未有较老练定见的单个问题，则未作规则。
三是在现行法令和司法解说结构内对自首、建功的详细确认和从宽处分准则予以细化。《定见》在现行法令结构下对刑法和司法解说的有关规则予以细化、清晰和完善，效能低于司法解说，在适用进程中能够进一步搜集问题，总结经验，逐步完善。
三、“自动投案”的详细确认
1、自动投案的表现方法
所谓“自动投案”，一般是指违法嫌疑人在违法后、归案前，出于自己毅力而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招认自己施行了违法，并自愿置于上述单位和人员的操控之下，等候法令制裁的行为。自动投案的实质属性是投案的自动性和自愿性。自动投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典型的自动投案，即《解说》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则的“违法现实或许违法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许虽被发觉，但违法嫌疑人没有遭到讯问、未被采纳强制措施时，自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许人民法院投案”;第二种是视为自动投案的景象，尽管不彻底具有典型自动投案的特征，但表现了投案自动性和自愿性的实质属性。《定见》依据司法实践中呈现的新状况，在《解说》第一条第(一)项规则的七种应“视为自动投案”的景象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四种景象，鉴于司法实践中或许还会呈现新的景象，《定见》还设立了兜底条款。
2、“明知别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的景象
《定见》添加的第二种景象，是“明知别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抓捕时无拒捕行为，招认违法现实的”。违法嫌疑人作案后尽管没有亲身报警，但在明知别人报案的状况下有时机逃走而未逃走，留在现场等候抓捕，即“能逃而不逃”，这种景象表现了其自动、自愿将自己交给法令制裁的意图，对操控违法嫌疑人有必定含义，故应当确以为自动投案。可是，假如违法嫌疑人系因受伤、醉酒、被大众围住等客观因素而未能逃跑，或许停留现场是寻觅作案时机、持续作案而非等候抓捕，则不能确以为自动投案。
3、“形迹可疑”型自首
关于《定见》第一条第二款规则的“形迹可疑”型自首的确认，需求把握的要点是自动告知违法现实对确认违法嫌疑人是否具有实质含义，由于自首表现了违法嫌疑人的悔罪情绪，能够避免其留在社会上持续违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完成司法的经济性。仅因形迹可疑被盘查、教育后自动告知违法现实，若有关部门并未把握其他依据，则其自动告知对确认违法嫌疑人具有决议性的实质含义，应确以为自动投案;若有关部门在其告知时或许告知后即在其身上、随身物品、交通工具等处搜获与违法有关的物品，则即便其不告知，有关部门仍可把握违法依据，故此类景象下的告知对确认违法嫌疑人不具有实质含义，一般不能确以为自动投案。
上述景象在毒品违法案子中较为多见。例如，公安机关设卡例行查看时发现或人神色紧张，形迹可疑，遂对其进行盘查，此人即告知了运送毒品的违法现实，公安人员随后在其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内抄获毒品，这类景象就不能确以为自动投案。当然，假如与违法有关的物品是经过正常作业方法难以发现的，如或人运送毒品时发现前方500米处有查看站，行将毒品埋在路旁边，该人在查看站因神色紧张而被盘查，即告知了违法现实并带领公安人员找到了埋藏的毒品，此刻的自动告知对确认违法嫌疑人就具有实质含义，能够确以为自动投案。关于其他相似景象，能够依据上述规则的精力详细把握。
4、交通肇事罪的自首
交通肇事后维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陈述的能否确以为自动投案，实务界和学界均存在很大争议，在《定见》拟定进程中也有不同定见，亟需清晰规范。
以为此景象不能确以为自首的理由是：(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清晰规则维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陈述是违法嫌疑人的法定责任，既然是实行法定责任，就不该当再重复点评。(2)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对交通肇事罪规则了三种景象的量刑起伏，其间对未逃逸的景象规则了较轻的法定刑，对逃逸的景象特别规则了较重的法定刑。刑法没有任何一种违法因行为人逃逸即规则加剧处分，标明刑法也以为交通肇事违法嫌疑人维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陈述是其法定责任，不是自首，不须给予自首从轻或许减轻处分的待遇;相反，如不实行法定责任，应加剧处分。(3)对违法嫌疑人实行法定责任的行为不确以为自首，不必定引发鼓舞肇事者逃逸的负面效果。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地方，如浙江省正式规则此种行为不属自首，《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则仍然履行得很好。这是由于逃逸与不逃逸行为的法定刑起伏彻底不同，处分成果差异较大。即便逃逸后又自首的，由于只能在更重的法定刑起伏内从宽，也不会呈现量刑失衡。单个减轻处分的，只需有特别景象，也契合罪刑相适应准则。
以为此种景象应确以为自首的理由是：(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虽明文规则维护现场、抢救伤员、向公安机关陈述是违法嫌疑人的法定责任，但与刑法上确认其为自动投案并不矛盾，后者是对前者的支撑、鼓舞。(2)假如否定交通肇事存在自首，而招认其他责任事故存在自首，显着会导致交通肇事罪与其他责任事故违法的不协调。(3)此景象确以为自首，有利于鼓舞肇事者在最短时刻内抢救伤者;反之，有或许滋长逃逸行为，发作不良社会效果。(4)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种量刑起伏内的不逃逸并不等于自动投案，实践中还存在许多既未逃逸也未自动投案的景象。(5)自首是刑法总则规则的量刑准则，应对刑法分则个罪契合自首构成要件的景象遍及适用。
经研讨，咱们赞同后一种定见。一同为保证一致法令适用后有杰出的导向和效果，将此景象规则为：“交通肇事后维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陈述的，应确以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的，因上述行为一同系违法嫌疑人的法定责任，对其是否从宽、从宽起伏要恰当从严把握。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照实供述自己罪过的，应确以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决议对其是否从宽处分和从宽处分的起伏。”
5、选用绑缚手法“送子归案”的景象
在《定见》拟定进程中，对亲属选用绑缚手法“送子归案”的景象能否确以为自首也存在较大争议。有观念以为，此种景象与《解说》第一条第(一)项中的亲朋“伴随自首”、“送子自首”无实质不同，违法嫌疑人亲属放弃亲情而将嫌疑人交给国家审判，意图是使嫌疑人得到从宽处分，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应予必定和鼓舞，因而应视为自动投案。
咱们经重复酌量后以为，违法嫌疑人被亲朋选用绑缚等手法送到司法机关，或许在不明知的状况下被亲朋带领侦办人员前来捕获的，由于嫌疑人并无投案的自动性和自愿性，彻底是被迫归案，将此确以为自动投案既不契合自首的实质特征，也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准则，并且破坏了人们关于自首的一般理念。因而，上述景象不宜确以为自动投案。
可是，法令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应予充沛必定和活跃鼓舞，在量刑时一般应当考虑违法嫌疑人亲朋的志愿，参照法令对自首的有关规则酌情从轻处分。当然，假如违法嫌疑人亲朋是出于对嫌疑人的怨恨而施行“送子归案”等行为，并不要求对嫌疑人宽大处理，在量刑时也能够不予从轻处分。
四、“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的详细确认
1、不照实供述身份等状况
在调研中发现，违法分子到案后不照实告知身份等根本状况的越来越多，有的是“体面”问题，但恰当一部分是妄图隐秘漏罪或许前科状况。前者说不上有片面歹意，后者则违背了自首的立法原意，既影响到精确、及时、有用地打击违法，也晦气于监所办理。因而，《定见》规则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应包含供述首要违法现实和名字、年纪、作业、住址、前科等状况，并对怎么确认照实告知身份进行了清晰。以不照实供述身份是否影响科罪量刑为规范，假如违法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状况与实在状况虽有不同，但不影响科罪量刑的，照实在年纪为22岁，但谎报为19岁，可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假如违法嫌疑人自动投案后隐秘自己的实在身份等状况，如冒用别人名字妄图隐秘前科状况，影响对其科罪量刑的，则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司法实践中或许还会呈现隐秘身份的其他景象，能够依据隐秘的内容是否影响科罪量刑为规范进行剖析判别。
2、“首要违法现实”的确认
《解说》第一条第(二)项规则：“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是指违法嫌疑人自动投案后，照实告知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学术界有观念以为，首要违法现实，是指对违法嫌疑人行为的性质确认有决议含义的现实、情节(即科罪现实)以及对量刑有严峻影响的现实、情节(即严峻量刑现实);而所谓“对量刑有严峻影响的现实、情节”，则是指决议着对违法嫌疑人应适用的法定刑层次是否升格的情节，以及在整体损害程度上比其他部分现实、情节更大的现实、情节。咱们根本赞同这种观念。首要违法现实首要包含科罪现实，自不待言，而关于量刑现实，则应区别已照实供述与未照实供述部分的严峻程度，决议是否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
关于违法嫌疑人屡次施行同种罪过的，《定见》规则，确认是否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的根本规范，是已告知的违法现实与未告知的违法现实的损害程度，并规则了区别违法情节与违法数额两个详细规范，即照实告知的违法情节重于未告知的违法情节，或许照实告知的违法数额多于未告知的违法数额，一般应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在这儿，违法数额的多少一般都有比较清晰的边界，而违法情节的轻重，则要依据情节的损害程度、对量刑的影响加以判别。如，被告人掠夺作案三起，其间第三起致人逝世，被告人投案后照实告知了前两起，隐秘了第三起，由于致人逝世的一同违法对量刑有决议性的影响，照实告知的违法情节轻于未告知的违法情节，故不该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
需求留意的是，上述规范不只能够适用于违法嫌疑人屡次施行同种罪过的景象，在违法嫌疑人仅施行一次违法过为的景象下也能够参照适用。如，违法嫌疑人开枪将被害人打身后投案，谎报系枪支走火致死，由于嫌疑人隐秘了持枪杀人这一对科罪量刑具有决议性影响的违法情节，因而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在一起违法的场合下，违法嫌疑人投案后推、揽罪责，隐秘严峻违法情节的，也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如，违法嫌疑人结伙入户掠夺，其直接致死一人，劫得资产数千元，但其自动投案后仅照实告知参加掠夺的根本现实，隐秘了自己直接致死被害人的要害现实。在此景象下，违法嫌疑人尽管照实供述了参加掠夺的现实，但未照实供述直接致人逝世这一更严峻的违法情节，故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
还需求留意的是，《定见》对“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和“照实供述身份”的确认选用了不同的规范。只需照实供述的违法现实对量刑的影响大于所隐秘的现实，就能够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而只需隐秘的身份状况对量刑有影响，就不能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例如，违法嫌疑人施行一般掠夺违法三起，三起掠夺的违法情节大致恰当，自动投案后照实告知了两起，可确以为自首;若其自动投案后照实告知了三起，但为隐秘其偷盗前科而不照实供述身份，则不能确以为自首。在这儿，尽管其隐秘的一同掠夺罪过对量刑的影响或许要大于偷盗前科，但如前所述，不照实供述身份对司法实践的损害很大，既或许导致冤假错案的发作，又糟蹋诉讼资源，影响诉讼功率，因而《定见》对不照实供述身份的景象规则了较为晦气的法令结果。
此外，“首要违法现实”之“首要”，是相关于“非有必要”而言的，假如用百分比表明，“首要”是超越50%。因而，《定见》规则，在无法区别已告知的与未告知的违法情节的严峻程度，或许已告知的违法数额与未告知的违法数额恰当的景象下，一般不确以为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
3、“照实供述”的时刻约束
《解说》规则，违法嫌疑人自动投案并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后又翻供的，不能确以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定前又能照实供述的，应当确以为自首。相应地，被告人在一审阶段翻供、二审阶段又照实供述的，则不能确以为自首;一审确以为自首，被告人在二审阶段翻供的，也不能改动自首的确认。从《解说》规则的精力能够看出，照实供述有必要是在司法机关把握首要违法现实之前，才干表现悔罪情绪，节省司法资源。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违法嫌疑人投案后一向未自动照实供述首要违法现实，有的是在侦办机关把握依据后才告知，有的是在一审庭审中才告知，还有的乃至是在二审庭审中才告知，在此景象下，违法嫌疑人尽管自动投案，但投案后不自动照实供述，表现不出其悔罪情绪，案子得以侦破首要依托侦办机关的尽力，未表现出节省司法资源的主旨，故不能确以为自首。违法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尽管投案初期没有告知自己的首要违法现实，但在司法机关把握其首要违法现实之前自动告知的，还应确以为照实供述自己的罪过。
五、“司法机关还未把握的自己其他罪过”和“不同种罪过”的详细确认
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和《解说》第二条的规则，被采纳强制措施的违法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照实供述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罪过，与司法机关已把握的或许判定确认的罪过属不同种罪过的，以自首论。这在理论上一般称为“余罪自首”。对怎么确认“司法机关还未把握”和“不同种罪过”，实践中存在必定争议，《定见》对此进行了清晰。
1、“司法机关还未把握”的确认
司法实践中，对被采纳强制措施期间交待被通缉、被网上追逃(即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的其他罪过，能否确以为“司法机关还未把握”，存在不合定见。一种定见以为，判别司法机关是否把握应当脚踏实地，以采纳强制措施的司法机关是否实践把握为规范。另一种定见以为，假如该司法机关在通缉令发布规模之内，或许该罪过已网上追逃，就应以为已把握。
咱们赞同后一种定见，理由是：近年来跟着电脑网络技术的不断推行遍及，全国公安机关的网上追逃体系已得到广泛运用，公安力气在恰当程度上被有用整合为一体。公安机关捕获违法嫌疑人后有上网比对的责任和作业程序，只需余罪被通缉且该公安机关又在通缉令发布规模之内，或许余罪被网上追逃，一般都能够查实。因而，《定见》清晰，假如余罪已被通缉，而采纳强制措施的司法机关又在通缉令发布规模之内，或许余罪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的，应视为司法机关已把握，不然，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实践把握该罪过为规范。
2、“不同种罪过”的确认
何为“同种罪过”，何为“不同种罪过”，司法实践中一般是以罪名区别，这一规范便于操作，但关于所涉违法系选择性罪名等景象，各地把握的规范纷歧，导致在是否确以为自首、是否从宽处分方面差异较大。因而，《定见》规则，对不同种罪过的确认，首要要以罪名区别，罪名不同的，还要考虑余罪与已把握的违法是否归于选择性罪名或许在法令、现实上亲近相关，罪名不同且不属选择性罪名，在法令、现实上也没有亲近相关的，才干确以为不同种罪过。详细规范是：
(1)照实供述的其他违法与司法机关已把握的违法为选择性罪名，如已把握的是私运毒品罪过，又供述了制作毒品罪过，仍属同种罪过;
(2)照实供述的其他违法与司法机关已把握的违法在法令、现实上亲近相关，如因纳贿被采纳强制措施后，又告知因纳贿为别人获取利益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应确以为同种罪过。
在司法实践中，法令、现实相关的景象在掠夺、强奸等违法中较为多见。例如，司法机关已把握了违法嫌疑人的一同掠夺违法过为，其又照实供述了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该起掠夺后杀人灭口的违法过为，因掠夺罪与成心杀人罪系同一次违法的接连行为，故应当确以为同种罪过。另一种景象是，司法机关已把握了违法嫌疑人的一同掠夺违法过为，其又照实供述了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另一同掠夺并杀人灭口的违法过为，此刻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成心杀人罪与现已把握的掠夺罪在法令、现实上都没有相关性，故应当确以为不同种罪过。
六、建功头绪来历的详细确认
在司法实践中，违法分子为取得从宽处分，有时会不择手法地以贿买、暴力、钳制、诱惑违法等非法手法，或许经过违背监管规则获取别人违法头绪，而有才干、有时机取得上述头绪的往往又是首要分子、主犯、再犯和黑恶势力违法分子，对上述景象若确以为建功，违背了建功准则的初衷。因而，《定见》对建功头绪来历作了必要的约束，违法分子将从以下几种途径获取的别人违法头绪予以检举揭露的，均不能确以为建功：(1)经过贿买、暴力、钳制等非法手法获取的头绪;(2)被羁押后与律师、亲朋会晤进程中违背监管规则获取的头绪;(3)自己以往查处违法职务活动中把握的头绪;(4)从负有查处违法、监管责任的国家作业人员处获取的头绪。
参照上述规则的精力，违法分子检举揭露对合违法过为的，也不能确以为建功。所谓对合犯，或称对向犯，一般以为是指施行行为者两边互为完成特定违法构成的必要条件，或许说互为施行违法的对方，如纳贿与纳贿、拐卖妇女与收购被拐卖的妇女、出售毒品与购买毒品，等等。以纳贿与纳贿为例，纳贿人告知纳贿人的，只能确以为照实供述其纳贿违法现实，而不能一同确以为揭露别人纳贿违法，由于这是纳贿人照实供述自己罪过的必定内容，并且，这一违法头绪是纳贿人经过贿赂的非法手法获取的，在头绪来历上具有不正当性，故不能确以为建功。当然，假如纳贿人检举揭露的是纳贿人的其他纳贿违法，则能够确以为建功。
关于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的违法分子亲朋代为“建功”的景象，由于刑法规则的建功主体只能是“违法分子”，唯此才干表现出其“将功赎罪”的悔罪情绪，故对与违法分子无关、朴实由其亲朋施行的“建功”行为，对其亲朋应由社会予以奖励，不宜确以为违法分子的建功表现。
七、“帮忙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的详细确认
《解说》第五条规则：“帮忙司法机关抓捕其他违法嫌疑人(包含同案犯)的，应当确以为有建功表现。”司法实践中对怎么确认“帮忙抓捕”把握的规范不尽一致。《定见》清晰了四种可确以为帮忙抓捕的景象和一种不能确认的景象。
四种能够确认的景象是：(1)依照司法机关的组织，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法将其他违法嫌疑人(包含同案犯)约至指定地址的;(2)依照司法机关的组织，当场指认、辨认其他违法嫌疑人(包含同案犯)的;(3)带领侦办人员捕获其他违法嫌疑人(包含同案犯)的;(4)供给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其他案子违法嫌疑人的联络方法、躲藏地址的，等等。
鉴于同案犯的根本状况(包含同案犯的名字、住址、体貌特征等信息)归于违法分子应当供述的领域，而违法前、违法中把握、运用的同案犯联络方法、躲藏地址，则归于预谋、施行违法的领域，也是违法分子应当供述的内容，因而，《定见》规则违法分子只是供给上述信息，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确以为帮忙抓捕同案犯。可是，假如依照司法机关的组织，将同案犯约至指定地址、当场指认同案犯，或许带领侦办人员捕获同案犯的，则可确以为建功，由于此类帮忙，违法分子彻底能够不予合作，而其一旦自动、活跃帮忙，个人则要接受必定压力、承当必定危险，因而应当经过确以为建功予以“鼓舞”。
八、对自首、建功的被告人的处分
1、自首对量刑的影响一般大于建功
《定见》规则：“相似状况下，对具有自首情节的被告人的从宽起伏要恰当宽于具有建功情节的被告人。”之所以这样规则，首要是考虑到自首情节对每一名违法分子时机均等，而建功不是人人都有时机，且自首比建功更能充沛表现出违法分子的悔罪情绪，故对自首的确认规范和从宽起伏的把握要更宽一些。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9月印发的《人民法院量刑辅导定见(试行)》(法发[2010]36号)规则，关于自首情节，能够削减基准刑的40%以下，违法较轻的能够削减基准刑的40%以上或许依法革除处分;关于建功情节，一般建功的能够削减基准刑的20%以下，严峻建功的能够削减基准刑的20%-50%，严峻建功且违法较轻的能够削减基准刑的50%以上或许依法革除处分。上述规则也表现了这种方针精力。
2、自首、建功情节与从重情节并存案子的处理
《定见》规则，对具有自首、建功情节(包含严峻建功)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分、从宽处分的起伏，应当从违法过为，片面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自首、建功的详细情节三方面归纳考虑，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分。这儿的“一般应”着重的是没有其他特别状况的都要从宽，以精确遵循宽严相济刑事方针精力，争夺更好的法令效果和社会效果。假如案子一同具有自首、建功情节和累犯、毒品再犯等法定从重情节，或许违法情节特别恶劣、违法结果特别严峻、片面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等裁夺从重情节，在调查违法过为和片面恶性、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要要点剖析各种量刑情节的性质及详细状况，如自首的自动性、建功的巨细、累犯的前罪的性质和严峻程度等等，依据各情节反映的社会损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程度，详细考量每个情节对赏罚裁量的影响，终究确认从宽、从重处分或许将从宽、从重情节予以抵消。
3、一起违法的量刑平衡
在一起违法案子中，对具有建功情节的被告人量刑时，要特别留意一起违法人之间的量刑平衡。对此把握的一般规范是“功是否足以折罪”。由于建功准则的动身点是鼓舞违法分子检举揭露其他违法，以更充沛地完成刑法惩治违法、预防违法的意图。建功不大，关于惩治违法、预防违法的社会含义相应不大，对建功者从宽处分的起伏就不该该大;建功虽大，但若建功者的罪过非常严峻，假如从宽处分或许从宽的起伏过大，对其处分的刑法效果就会削弱，所以，即便从宽，起伏也不宜过大。例如，在毒品违法案子中，“毒枭”把握的违法头绪和建功时机相对较多，但其罪过严峻，“马仔”的罪过较轻，但不简单取得建功头绪，假如对有建功情节的“毒枭”从宽起伏过大，会导致同案犯量刑失衡，赏罚赏罚和预防违法的功用就无从表现。
依据上述考虑，《定见》对首要分子、主犯帮忙抓捕位置、效果较次的同案犯，首要分子、主犯帮忙抓捕罪过相同严峻的非同案犯，位置、效果较次的违法分子帮忙抓捕首要分子、主犯三种景象进行了区别，这三种景象的建功对量刑的影响是由小到大的递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