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刑罚制度都有哪些特点

一、西方国家刑法中的赏罚意图
赏罚意图是西方国家赏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环绕赏罚意图问题西方学者中的不同学派平起平坐，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少颇具价值的观念。
〈一〉报应主义的赏罚意图
赏罚的报应意图是指赏罚是作为对违法的一种报复、报答而存在并付诸施行。报应主义的赏罚意图观以为，违法是一种恶害，赏罚的内容是苦楚和恶害，对违法科处赏罚是根据报应的原理，亦即以恶害报应恶害。报应刑论中的肯定报应刑论建议，报应刑理论是一种回溯性的赏罚理论，赏罚只是因为已然违法才被科处。赏罚只能是报应，除此之外，作为报应的赏罚自身不具有也不应当去寻求其他任何意图。报应刑论的详细建议可进一步分为神意报应主义、品德报应主义、等量报应主义、等价报应主义和法令报应主义。
神意报应主义在西方进入中世纪今后曾占有主导位置。神意报应主义以为违法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因而违法行为的施行者应遭到神的赏罚，神意报应主义以神的旨意作为报应违法的理由，并以为国家是神的署理者，国家对违法适用赏罚是秉承神意给予防罪人以报应。神意报应借用虚幻国际的神之旨意诠释实践社会的赏罚，其立论之荒唐是清楚明晰的。
西方近代历史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闻名哲学家康德力主品德报应主义。品德规矩不但是标准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底子准则，一起也是国家立法有必要恪守的根据和准则。因为法令价值的中心是公平，康德以为公平的实质与品德规矩相符合，因而，能够以为法令规矩与品德规矩的根底是底子相同的。违法行为的施行者损害了别人的权力，违反了品德的规矩，因而应遭到赏罚。康德指出：“法令便是那些使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依照遍及的自在规律的确能与有意识的行为相和谐的悉数条件的归纳。任何一个行为，假如它自身是公平的，或许它根据的准则是公平的，那便是：根据遍及规律，这个行为和每个人以及和所有人的毅力自在内行动上能够一起并存。”违法和违反品德的行为相同，都是违反了理性的肯定指令的行为，它对毅力自在的底子规律相同构成了损害。法令肩负着必定的品德任务。因而，赏罚权的理由和根据、国家赏罚的意图，也应求诸于品德，求诸于毅力自在的底子规律和肯定理性的至上指令。康德从自在毅力论及品德指令，由品德的指令又论及法令规矩，从这样论说中寻觅职责的根底和赏罚的根据。这明显归于一种典型的道义报应主义。值得留意的是， 康德从尊重人作为意图的价值动身，以为人是实践上发明的终究意图，对人的行为的反响只能以其行为的性质为根据。尽管恶行必有恶报，赏罚是针对违法人因违法行为而引起的道义职责所施加的赏罚和报应。但根据理性和正义的要求，违法行为人也是有理性的品格主体，国家的管理人或控制者不得将之视为维护社会秩序及防备别人违法的东西或手法。与此观念相照应，康德还建议赏罚与违法对等，即根据违法的品德的罪过及其外在表现决议赏罚的办法和程度，施行等量报应。康德的道义报应思维及等量报应表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及公共正义的要求，但因为以品德罪过来诠释赏罚的实质，明显混杂了赏罚与品德的实质区别。一起品德报应是不足以阐明赏罚意图的，因为赏罚是法令现象，仅从品德上阐明赏罚意图，不或许作出符合实践的解说。因而，品德报应主义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康德建议的等量报应的特点是着重赏罚与违法在损害办法，特别是损害成果上的对等，因而其报复刑理论在必定程度上与同态复仇没有质的不同。
(二)防备主义的赏罚意图
赏罚的防备意图是指经过对已然违法人适用赏罚，完成防止违法发作的效果。西方历史上用防备将来再犯作为赏罚意图的观念能够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罗塔哥拉，尔后，古希腊另一闻名哲学家柏拉图和荷兰的政治思维家、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格老秀斯表达了相同的思维。[5]但在近代西方社会正式提出防备主义赏罚意图的是意大利闻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贝卡利亚对报应刑论持完全的否定情绪，建议赏罚之意图是防备违法，并进一步表明晰两层防备的思维。贝卡利亚指出：“赏罚的意图既不是要糟蹋摧残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已犯下的罪过。------赏罚的意图只是在于：阻挠罪犯再从头损害公民，并规戒其别人不要重蹈覆辙。”这儿所谓“阻挠罪犯再从头损害公民”， 便是指赏罚的特别防备意图;所谓“规戒其别人不再重蹈覆辙”，则实践上指的是赏罚的一般防备意图。在赏罚的两层防备中，贝卡利亚更着重一般防备的价值。值得特别留意的是，贝卡利亚不只指出赏罚的意图在于防备违法，并且进一步认识到防备违法并不能仅靠运用赏罚来到达。他以为要完成防备违法的意图，有必要在树立法令威望的前提下，严峻法律，并应树立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一起完善对公民的教育办法。
近代德国刑法学者费尔巴哈是继贝卡利亚和边沁之后建议一般防备赏罚意图观的首要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以其闻名的“心思强制说”对赏罚震慑的心思学根据进行了理论上阐释，费尔巴哈以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向乐避苦的心思，这便是人们施行全部行为的心思动机。违法人之所以要施行违法，是因为违法行为能给他带来某种欢喜;而假如有一种违法后的必定成果能够让违法人接受大于违法欢喜的苦楚，违法人就会抛弃违法想法。赏罚便是为违法人设定的这样一种苦楚。每个违法人在施行违法之前必定在违法之乐与赏罚之苦之间进行挑选，只需赏罚有或许带给他满意的苦楚，他就不会挑选违法。假如从刑法学和违法心思的视点来了解费尔巴哈的心思强制说，则能够将其解读为：赏罚是对违法人适用的树立在掠夺性苦楚根底上的最为严峻的强制办法，赏罚是赏罚的实质属性。赏罚在社会心思和个人心思上构成的害怕和震慑效应，构成了人们远罪避害的心思和思维定式。也便是说，赏罚的赏罚性和强制性压抑了人们违法意念的构成和对违法行为的仿照。
十九世纪后半期，因为自然科学的开展，自然科学实证的研讨办法逐步产生影响。近代学派也都选用“实证”的办法对违法现象进行研讨，加之其时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开展，资本主义生产联系中的固有对立逐步暴露，违法率急剧上升，尤其是产业违法很多添加，累犯 明显增多，青少年违法也呈激增趋势。从前备受推重的赏罚的震慑效果及赏罚一般防备的效果日益引起人们的置疑。在这种状况之下，以实证主义为思维办法的特别防备主义应运而生，其首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菲利和李斯特。意大利的违法学家龙勃罗梭以“先天违法人”为根据提出掠夺违法才干的理论，他建议应该研讨和管理的是详细的违法人， 而不是笼统的违法，应当针对各个不同的单个违法人的特别状况适用不同的处分办法，即根据赏罚单个化准则重视赏罚的特别防备。意大利刑法学家菲利进一步开展了龙勃罗梭的特别防备意图观。菲利建议赏罚的意图在于对违法人进行改造，使其人身风险性逐步消失，然后不至于损害社会。菲利根据“违法饱满规律”，建议根据构成违法人不同的品格的社会景象，运用不同的救治办法代替赏罚，在赏罚学说上，菲利否定国家具有赏罚违法人的赏罚权。菲利的这一赏罚思维被称为“赏罚代替物论。”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是闻名的教育刑论的倡导者，李斯特建议：“应受赏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赏罚不是对违法行为的过后报复，而是防止具有社会风险的人施行损害社会的行为。赏罚是以维护有关个人的生命、身体、自在、声誉的利益和保卫国家的存在、安全和控制利益为意图而适用的。只要“法益维护”或“社会防卫”才是赏罚的意图和赏罚的合理化根据。李斯特还以为，赏罚的另一个意图在于改造和教育监犯，消除其风险性，使之重返一般市民日子之中。[8]李斯特着重不同违法人片面恶性及人身风险性的差异，以为赏罚有必要以每一个违法人的单个状况为标准来确认单个的赏罚，为了到达防止具有社会风险性的人施行损害社会行为的赏罚意图，赏罚有必要单个化。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李斯特的赏罚思维在以下这句名言中灼然可见：“纠正能够纠正的违法，无法纠正的罪犯不使为害。”
(三)折衷主义的赏罚意图
西方国家的报应主义与防备主义的赏罚意图观，虽具有必定的合理性，但一起又具有难以克服的片面性。为了补偿报应主义与防备主义的赏罚意图观的缺点。西方国家的刑法学者开端探究在报应主义的赏罚意图与防备主义的赏罚意图之间进行折衷、谐和的或许性与合理性，并由此提出了折衷主义或归纳主义的赏罚意图观。折衷主义的赏罚意图观以为赏罚是因为有了违法而科处，将赏罚的原因归之于报应主义;一起供认赏罚的意图，建议赏罚的意图是防备违法或防卫社会。赏罚在价值取向上应兼容正义(公平)和名利(效益)，用报应主义来约束赏罚对名利的寻求，在名利主义的前提下寻求公平的报应才是合理的挑选。西方赏罚理论中相对报应刑论便是肯定报应刑论与意图刑论的折衷和谐和，相对报应刑论建议，赏罚尽管是对已然之罪的一种报应，但一起具有防备未然之罪的意图，即所谓“因为有违法，并为了没有违法而科处赏罚”。
需求阐明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赏罚意图论多以折衷主义的二元论或多层次论的面貌呈现。如德国学者考斯特林以为：“赏罚只要在报应主义的范围内且到达赏罚意图的必要范围内才得科处之。”日本学者牧野英一以为，从三个方面调查赏罚的意图，可将其效果作如下分类：对违法人方面，赏罚首要对监犯发挥其效果，称之为特别防备;对社会方面，赏罚又以戒备一般社会以防后车的倾覆为意图，谓之一般的防备，而一起又有满意一般社会报应思维的效果;对被害者方面，赏罚对被害者法益不妥的损害不能忽视，而又给予满意的效果。以英国学者哈特为代表的学者以为，赏罚的根据应视刑事活动的阶段性而定。赏罚活动分为立法、裁判与行刑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赏罚的根据也表现为三个方面。赏罚在立法上的确认，即规则什么样的行为应受赏罚以及应受多重的赏罚，首要取决于一般防备的需求。在审判阶段，赏罚的裁量则以报应为根据，即只要对已违法的人才干适用赏罚，对详细违法人所在的赏罚的份量应该与其违法的严重性程度相适应。赏罚履行阶段，占主导位置的是单个防备，便是说，对违法人是否实践履行已判处的赏罚，实践履行赏罚的办法，以及实践履行的赏罚的份量，均应以单个防备为根据，即应与教育改进违法人的需求相适应。美国学者麦克尔·D·贝勒斯以为，在已提醒出来的赏罚的许多底子意图中，下列几个是较为重要的：使人们不敢施行违法行为(震慑)， 报复违法行为(报复)。改造罪犯(改造或复归)，以及斥责违反社会价值的行为(斥责)。别的一个或许存在的意图，即对人们进行社会价值的教育，与斥责密切相关，因为教育经常是经过斥责违反社会价值的行为而完成的。由此观之，西方国家刑法上的赏罚意图论之争，极大地丰厚了刑法理论。其间折衷主义的赏罚意图观融正义观念与意图思维于一体，对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司法活动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二、西方国家刑法中的赏罚意图对我国赏罚意图界定之学习意义
西方刑法中的报应主义赏罚意图观蕴含着社会公平观念，合理的解说了赏罚合理化根据，因为报应论着重已然之罪对赏罚的决议效果，因而使赏罚的裁量具有了客观标准，能够最大极限地防止违法人遭受不公平的处分。西方刑法中的防备主义的赏罚意图观着重赏罚的单个化，满意了防备违法的社会需求。折衷主义的赏罚意图观将报应论与防备论予以谐和，着重赏罚意图对公平与效益地寻求。折衷主义的多层次说的赏罚意图观的确提出了赏罚意图理论开展的正确方向，这种多层次说或归纳说的赏罚意图观有着许多可资学习之处。从我国的状况动身，应当以为我国赏罚的意图包含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赏罚意图依次是：赏罚违法;防备违法;维护法益。下面学习西方国家赏罚意图观，对我国三层次说的赏罚意图中的赏罚违法的赏罚意图作一讨论。
近代赏罚理论从人本主义动身，以人的主体性或主导性为支点，然后开展了以行为为中心的现代赏罚理论，树立起“分配主义”的罪刑相适应准则 。我国刑法典第5条规则的罪责刑相适应准则便是从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准则开展而来的。罪责刑相适应准则的意义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当多大的职责，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赏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等，罚当其罪;在建立、适用与履行赏罚时，既要考虑违法的客观社会损害性，也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片面恶性和人身风险性。该准则合理化的底子因子便是赏罚与防备，其所展现的价值取向则是公平(或正义)和名利(或功率)。尽管罪责刑相适应准则既重视赏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又留意赏罚与违法行为人片面恶性与人身风险性相适应，但不容否定的是，在立法上规则和实践中适用赏罚时，应当以违法行为为客观根底和底子根据。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违法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越大，促进人们违法的力气越强，阻止人们违法的手法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求赏罚与违法相对称”。即违法的社会损害程度的巨细，是决议赏罚轻重的重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作为罪与刑联系的底子准则一直限制着我国刑事活动的全过程，而赏罚意图作为国家创制、适用和和履行赏罚的总体目标也具有遍及指导意义，赏罚意图决议对赏罚办法和准则的挑选与取舍。我国赏罚意图研讨中占分配位置的名利型防备论的赏罚意图观疏忽了国家创制、适用、履行赏罚活动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疏忽了赏罚意图与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准则之间的辩证联系。超出罪责刑相适应的边界而寻求赏罚的名利性意图便是舍本求末。综观我国现行刑事法令标准和司法实践，能够看出违法行为的社会损害性程度已成为赏罚创制、赏罚裁量和赏罚履行的底子根据或中心。这实践上就供认了赏罚首要是对已然违法的回忆。因而，能够以为赏罚赏罚意图是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准则关于赏罚意图的必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