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工人的解雇问题都有哪些

冯某与一差遣公司签定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后被派往上海某律所作业，半年后律所由于经济不济需求裁人解聘了冯某，与此同时差遣公司也和他免除了劳作合同。因而冯某将两家公司告上法院。
事例：2008年6月，冯某与w公司签定无固定期限劳作合同及差遣协议书，约好w公司差遣冯某至s律所上海代表处作业。2009年3月，s律所上海代表处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客观情况发作严重改变，不得已削减职工以保持运营，告诉冯某聘任联系将于一个月后停止。2009年4月，s律所上海代表处奉告w公司已将冯某退回，w公司遂为冯某开具退工证明，免除两边间的劳作合同。
后冯某诉至法院，要求s律所上海代表处康复用工联系、w公司持续实行劳作合同。法院一审判决：冯某与w公司签定的劳作合同持续实行至劳作合同免除或停止时止;w公司按照最低薪酬规范付出冯某自停止聘任联系次日起至劳作合同免除或停止日止的薪酬并交纳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二审保持原判。
点评：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有二：其一，用工单位(s律所上海代表处)可否以客观情况发作严重改变为由将被差遣劳作者退回劳务差遣单位(w公司)?其二，劳务差遣单位可否以用工单位的客观情况发作严重改变为由免除与被退回劳作者之间的劳作联系?
对劳务差遣中用工单位的退回权和劳务差遣单位的免除权，劳作合同法第65条第二款作了规则：“被差遣劳作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榜首项、第二项规则景象的，用工单位能够将劳作者退回劳务差遣单位，劳务差遣单位按照本法有关规则，能够与劳作者免除劳作合同。”
一审和二审法院均以为，第65条中触及的第39条和第40条榜首、二项的规则是对劳务差遣单位免除劳作联系的约束，而并非对用工单位退回劳作者的约束。其理由有二：首要，劳务差遣单位是劳作合同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实行用人单位对劳作者的责任，劳作合同也是由差遣单位与劳作者缔结。劳务差遣单位和劳作者之间是劳作法意义上的劳作联系;而用工单位与劳作者之间是运用联系，其实质是民事联系。劳务差遣三方联系的实质决议了用工单位在完毕劳作力的运用方面所遭到的约束不应当高于规范劳作联系中用人单位所遭到的约束;其次，从劳务差遣这一用工方法的意图来看，劳务差遣的重要意义之一即在于其满意了劳作力商场灵活性的需求，若在用工权上对用工单位课以较之劳务差遣单位更为严厉的约束，无疑是与劳务差遣这一准则设置的初衷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