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思考

精力危害补偿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令制度，但现行法令中的规则并不十分明确和完善，因而简单形成知道上的不共同，从而导致实践上的紊乱。本文试环绕精力危害补偿中几个问题作一下粗浅的剖析，以期能对实务有所效果。
    一、刑事案子被害人可否提起精力危害补偿
    对人身安全形成严峻危害的犯罪行为会引起刑事和民事二种职责，其间民事职责一般经过附带民事诉讼来追查，也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作为民事职责之一的精力危害补偿由刑事案子引起时，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却有较大不合。
    第一种观念以为，从《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则来看，只要被害人由于物质或经济的丢失才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子被害人提起精力危害补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更是明确指出，“刑事案子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力丢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或许在该刑事案子审结今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力危害补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人民法院不该受理被害人由刑事案子引起的精力危害补偿民事诉讼。
    第二种观念以为，法院受理被害人由刑事案子引起精力危害补偿民事诉讼并不违法。原因是2002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显着与《关于审理人身危害补偿案子适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以下简称“人身危害补偿解说”)第1条规则“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危害，补偿权力人恳求补偿责任人补偿财产丢失和精力危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不共同。依照《人身危害补偿解说》第 36条第二款规则：“在本解说发布实施之前现已收效实施的司法解说，其内容与本解说不共同的，以本解说为准。”故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应当无效；刑法第36条“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丢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并应根据状况判处补偿经济丢失。”和刑诉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丢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则，对当事人而言仅仅授权性标准并非禁止性标准，由于被害人对自己的经济丢失或物质丢失有权挑选是否提起诉讼。因而，从刑法第36条和刑诉法第77条的规则不能推导出刑事案子被害人不得提起精力危害补偿的定论。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念，应当答应因刑事案子被害人提起精力危害补偿。在许多状况下，例如毁容、强奸、杀人中的碎尸、焚尸等刑事犯罪，其不法危害手法比民事侵权行为愈加恶劣，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力冲击和危害结果更为严峻。此种景象下假如当事人的精力危害补偿反而得不到支撑，无疑对咱们法令的公正性和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会发生极为晦气的影响。有观念以为对犯罪分子追查比民事职责更重的刑事职责，便是对受害人的精力安慰，没必要去再受理受害入的精力危害补偿诉讼。笔者以为，刑事职责是公法职责，与私法职责的民事职责并不相互排挤，追查刑事职责并不能替代民事上的精力危害补偿。公法职责是行为人对国家承当的，而私法职责是行为人对被害人承当的，二者能够重合适用。
    二、近亲属在直接受害人严峻残疾时可否以自己的名义提出精力危害补偿
    《人身危害补偿解说》第1条第二款规则：“本条所称‘补偿权力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许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危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当抚养责任的被抚养人以及逝世受害人的近亲属。”依照上述规则，补偿权力人有三种：1、直接遭受人身危害的受害人；2、依法由受害人承当抚养责任的被抚养人；3、逝世受害人的近亲属。假如咱们第1种人称为直接受害人，而把第3种人称为直接受害人的话，咱们会发现直接受害人和直接受害人不能一起成为补偿权力人。只要直接受害人逝世后直接受害人才能成为补偿权力人，也便是说近亲属只要在直接受害人逝世后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精力危害索赔权。这样的规则，外表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问题，但细究一下不难发现一些问题：当直接受害人逝世而补偿权力人为其近亲属时，权力人和受害人是否共同?假如权力人和受害人共同即同属、人的话，那么直接受害人未逝世时其近亲属为何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索赔权?假如权力人和受害人不共同，即法令仍以为受害人是已逝世的直接受害人，那么法令又凭什么要赋予不是受害人的近亲属精力危害补偿权?这儿就存在一个对立：精力危害补偿是针对精力遭到危害的人设定的，直接受害人假如有精力危害，那么不论直接受害人是否逝世都应赋予其补偿权力人的资历；假如没有精力危害，即便直接受害人逝世也不该获得补偿权力人的资历(由于精力危害抚慰金的恳求权是不得让与或承继的)。根据以上知道，考虑到直接受害人致残时实际上会给直接受害人带来精力危害，并且在有些状况下直接受害人的精力痛苦和精力创伤乃至比直接受害人更大，法令对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也应给予恰当的维护。即允许近亲属在直接受害者严峻残疾等相似状况下以自己的名义提出精力危害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