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晚近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出于法治、权利约束及维护环境资源和公民环境资源权益的意图，一些国家从实践危害的适用规模、环境资源行政司法检查的规模、非直接好坏关系人的申述权、环保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申述权、当代人代表后代人的申述权五个方面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资源行政申述权的约束。为了与WTO法令结构中环境维护及与环境维护相关的其他规矩接轨，我国有必要学习国外的成功做法，在结合自己国情的基础上有步骤地补偿环境资源立法的缺点，放宽对环境资源行政申述权的约束。关 键 词：申述权；实践危害；司法检查；好坏关系人；环境团体；后代人用司法审判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现代各国法治的成功经验，一般说来，司法检查的规模越大，原告的资历规模就越宽，相应地，该国行政办理相对人的行政申述权就能够得到越齐备的维护。因为环境资源危害具有广泛性、堆集性、持久性和康复的困难性等特色，许多国家出于法治、权利约束及维护环境资源和公民环境资源权益的意图，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资源行政诉讼申述权的约束。一、国外环境资源行政申述权的晚近开展（一）延展实践危害的适用规模传统的环境资源行政诉讼判例法和成文法把遭到实践的危害规则为原告行使申述权的条件。20世纪中期以来，在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和日益高涨的环保运动的压力下，环境资源行政危害确定的条件在一些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放宽，实践危害延展到了经济丢失、人身损伤以外的其他丢失范畴。在判例法方面，以美国为例，把实践的危害加以扩展的典型事例是美国诉对立办理机关程序的学生案（简称SCRAP案）。在该案中，5名法学院的学生联名对联邦州际商业委员会申述，对立该委员会同意铁路部门征收2.5%的附加运费的决议。他们以为，添加运费或许使得一些能够使用但经济价值不大的资源（如小树枝）不能从资源产地运出去，导致糟蹋，而整个社会的资源需求量却没有削减，然后会引起砍木、采矿活动和废物的添加。这项决议不只会危害他们享受华盛顿山区自然环境的利益，还会危及国家的环境资源质量。最高法院以为原告遭到了“特定和可察觉的危害”，且应把这种危害归入实践危害之列。然后供认了原告的申述权。[1]在这个判例的影响下，美国的法院现在能够因原告遭到“美学上的丢失”、“或许的危害”或“特定和可察觉的危害”等所谓的实践危害而供认其行政申述权。[2]在拟定法方面，一些国家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和各单行环境资源法令法规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传统的实践危害规则的约束。比方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第1369条第2款第1项规则：“对局长的这些行为的复审，能够由任何有好坏关系的人向直承受该行为影响的此人久居地……提出申请。”“影响”的遣词就阐明经济丢失、人身损伤以外的其他危害或影响均能够成为法院供认环境资源行政申述权的理由。瑞士把对公共环境的危害归入到了民事和行政责任的范畴，公民和社会团体能够根据自己对公共环境所享有的某些权益遭到实质性或某些非实质性的影响享有行政申述权。[3]为了维护团体的经济和环境利益，其权益受影响或许法令规则的公司、协会或许安排享有原告资历。[4]（二）供认非直接好坏关系人的环境资源行政申述权传统的环境资源行政诉讼法一般均规则，原告有必要是与某一行政行为有直接好坏关系的人，即行政行为的直接当事人、受害人或实践受影响人。[5]这一约束申述权的规则难以满意现代环境资源行政法寻求的价值方针。因为，在环境资源行政行为的直接好坏关系人不敢或不肯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依照“不告不睬”的准则能够不予受理；而一些遭到行政行为直接损害的人因为缺少诉讼法上的申述资历根据而难以申述。这种规则既不利于法院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也不利于公共环境资源的维护。因此有必要把环境资源行政行为的非直接好坏关系人归入原告的规模。